塔尔科特·帕森斯：“一位不可救药的理论家”

这个世界是通过其理论家（来理解）的世界。这些理论家的作用就是从他们宽广视角的中心将世界构想为一个整体，并将整体世界告诉我们。     

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帕森斯与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探究，历史的、经验的和理论的研究在其中融为一体。在学科史的意义上，《结构》标志着“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不过，帕森斯是以一种典型的“美国式”方式完成这种转变的。囿于20世纪20、30年代、尤其是“新政”时期的语境，他给予处于世纪之交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理论一种全新的阐述，把它们从其生身处境的“世纪末”中剥离出来，并暗中赋予其一种积极、乐观的“美国精神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些理论和经验探讨中原本具有的同“世纪末”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时代问题的复杂关联。悖谬的是，这种“美国化”的阐述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帕森斯试图建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宏图，蕴含着某种普遍历史的取向。     

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及其人性基础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自杀类型学”是他对自杀研究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展开的广泛解释和论述,是和其著作中的一些实质问题密切相关的。本文检视了这个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强调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这种分析也表明,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是他继《社会分工论》之后对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另外,涂尔干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自杀潮”的独特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因此,《自杀论》的经典意义在于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自由与秩序:西方社会管理思想的演进

本文从史论结合的角度阐述西方社会管理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现代西方,社会管理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它主要涉及社会控制、文化价值的内化,以及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互动。其宗旨是在推动国家理性和向善的同时,也促进社会成员向现代文明人和现代公民转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管理被认为是一种按现代性标准对人进行"规训"的过程和"文明进程"。而自由与秩序的适当平衡则是西方社会管理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经典文本的中心地位

社会科学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所展示的最深刻的诸议题不仅仅限于社会科学，而且更加普遍地存在于文化研究之中。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我所要论证的是：经典文本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具有中心地位。初看起来，对这种立场的挑战似乎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当然，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中，一直存在着对“经典文本”的怀疑主义。     

理论化与制度精神——由《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引申的几点思考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一文是近期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基于中国经验的一种有意义的理论化尝试。研究者以理想型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多重概念框架,力图呈现和解释作为总体现象的乡镇企业的多维面相和总体意义,揭示其展现出来的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这项研究所呈现出的总体研究视角、概念框架与经验问题的相互作用的方法论取向,不仅体现了研究者所提出的“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张,而且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化颇具意义。尽管该研究在总体概念框架的论述和对乡镇企业的制度精神的阐发等方面尚显不够,但依然体现了运用适当的经典社会科学概念解释中国经验问题的可能性及其有效性。     

社会学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学:帕森斯、米尔斯社会学研究进路比较论要

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和米尔斯的社会研究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两条重要且独特的研究路径。帕森斯倡导社会科学中的一般理论研究,核心在于理论和经验的互惠发展的动力学,意在促进社会科学的积累性发展,但确立统一的社会科学无异于建立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学术巴别塔”。米尔斯强调的基于社会学想象的社会研究纲领,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导向的社会研究,最终难免落入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想象”困境。研究范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对其身处的美国社会作出了判然有别的研究论断。进而言之,这种差异的背后隐含着研究者对现代性问题的不同态度以及政治立场上的深刻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