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性的建构与反思——以江苏为例

转型中国急需借助强大而成熟的公民力量去建构和谐社会。本文通过对江苏四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研究,试图考察公民在私域空间的自我建构、基础美德、社会互动和政治诉求等四个维度上公民性的成长样态、建构模式,以及对公民社会的推动力,并且依从中国本土语境及全球化的双重视角对国人公民性的成长进行反思。     

仪式的实践理性与文化理性--对瓯镇寿礼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是仪式研究中并行不悖的两种逻辑,它们随着地域背景和社会背景的移转而呈现差异的格局.在物化的年代,仪式被物质和功利淹没的时候,人类学更不能忽视或轻视仪式的自然表达、野性思维和象征意义,更不能将文化放在二级关怀的地位.只有将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纳入并行的轨道,才有足够的资格去解读仪式、解读文化.     

市民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认知 --中国六城市电话调查报告

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结构性的变迁过程中.城市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正向功能的同时,也使中国处在城市社会问题的高发期.为什么当前的中国城市社会出现这样多的社会问题?对此城市居民如何认识?专家的认知和市民的认知有多大差距?对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六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沈阳、西安进行的相关调查表明,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具有系统性,最终的解决方式,应该是对城市系统科学合理的整治.     

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建构——基于全球58个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质量的政府始终是各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评估政府质量一直以来都偏好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且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本研究以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所2009年面向全球58个国家所做的政府质量调查为基础,经SPSS18.0和AMOS18.0统计分析获得了评估政府质量的微观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12个可观察指标及“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人文关怀度”等4个因子,它们共同对政府质量构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通过该微观模型的测量发现,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而言,政府质量具有全方位的优势,而这一具有可操作性和比较意义的微观模型同样对中国政府有借鉴作用.     

论发展的社会可承受性

发展是人类社会一种进步性的变化，它首先起源于经济的即物质的领域。由于人类社会的系统性，起源于经济即物质领域的这种进步性的变化，不仅必须同经济的即物质领域的各种因素相协调，取得经济上的可承受性，而且必须同文化的即精神领域的各种因素相协调，取得文化上的可承受性；再进一步，经济的领域和文化的领域同属社会系统，因此发展还要取得社会的可承受性；最后，人类社会并非存在于真空当中，它同周围的自然环境即生态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输入与输出关系，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必须取得生态上的可承受性。总之，只有当起源于经济领域的…     

城市社区仿企业化管理的路径研究

大规模快速城市化引发的城市社区巨变,对城市新型社区的管理不断提出挑战,仿企业化社区管理模式的提出打破了低效运作的"区—街—居"社区行政管理模式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格局,从根本上改变了社区管理对政府负责的惯习,而导向居民满意度的提升。社区仿企业化管理通过效仿企业在人员管理、团队管理、财务管理以及绩效考核等方面的管理模式,导入市场机制,优化社区资源,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创新型路径。     

社区权力多元认同中的公民性建构

以社区视角观察城市居民的公民性建构,缘于经历30多年发展历史的城市社区权力已从居委会单一中心转向多元权力组织并存的格局,社区居民通过社区管理者的选择、社区权益的保护、社区问题的解决等路径表达公民性。本文运用北京、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宁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分析,检验城市居民对社区各组织的多元认同与公民性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其他经济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相比,以社区权力多元认同为主导的社区因子构成重要影响,这表明社区发展未来将成为公民性建构不可或缺的因素。     

公民建筑:何以可能及何以可为——基于公众建筑认知的实证研究

公民建筑基于公民导向,可以解读为公民分享的权力空间、公民参与的实践空间和公民自治的日常空间。公众的建筑认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公众已认识到参与城市建筑的重要性、公民建筑的本土化路径及公民建筑自治的可能,但受到公民在建筑话语权方面的缺失、公民参与机制的不健全等多因素的制约,实现公民建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和谐城市及其指标体系建构

全球化语境下城市的演化正在殊途同归,也即和谐城市将成为未来全球城市共同的发展目标。建构由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社会保障指数、社会稳定指数、市民幸福指数、城市文明指数、城市更新指数和社区和谐指数等7大一级指标,58个二级指标共同组成的指标体系将有利于和谐城市的全面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