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新闻"及相关概念辨析

作为一个概念,负面新闻表意缺乏明晰性和准确性,易产生歧义,故不具备学术概念应有的品格。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成为特定主体阻遏新闻舆论监督的借口。负面新闻与负面新闻信息、负面题材报道、批评性报道、产生负面效果的报道等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新闻学界、业界乃至政界,应慎用负面新闻概念;其相当一部分义项可用负面题材报道概念取代。     

大众传媒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定位和实践路径

大众传媒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责无旁贷。要最大可能发挥大众传媒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必须要有清晰的理念定位,即生态喉舌理念、舆论引导理念、绿色责任理念、客观报道理念以及科学传播理念。在具体实践路径上,大众传媒理应加强环境新闻报道、培养民众的生态公民意识,对环境污染企业或相关责任机构进行舆论监督,维护环境弱势群体利益,努力成为他们生态利益的诉求通道,同时,还要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     

论广告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的构建

尽管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有着天然的不同，但是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就必然带有自然界的某些特征与规律。广告传播是人类信息社会最重要的传播现象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告传播呈规模化、系统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广告信息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呈现出类似自然生物之间的一种生态关系。本文试图在普通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上构建广告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结构紧张视阈下网络谣言的生成机理及应对理路

网络谣言是网络民意的畸变呈现,对社会正常运行和秩序维护具有明显的挑战和破坏作用。网络谣言频发的根源在于风险社会的全球性与我国急剧变迁结合所共同产生的社会结构紧张,具体涉及政府、媒体、民众等多个方面。因此,各级政府对待网络谣言,不单要在社会结构调整上下功夫,还要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及时公开信息,打造“透明政治”;还应从政府、媒体及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手,进行分类型、多角度的综合处置,以此实现对网络谣言的有效应对和控制。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中国逻辑及其治理——一种基于网民视角的分析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是全球风险社会下中国社会结构紧张长期诱发的结果。处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中的普通网民,不单是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发动主体,更是中国经验最为直接的感知者,因而,从普通网民视角探求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中国逻辑具有合理性。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体现了网民“理性”和“非理性”言论相互交织的特点,在逻辑上具体包括利益表达逻辑、逼迫回应逻辑、群体极化逻辑、抗争动员逻辑以及情感宣泄逻辑等;在治理上,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坚持利益共享、制度表达、公信修复、信息公开、网络盟友、话语引领及真诚沟通等原则,这才是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标本并治之道。     

乡村社会的精神生产与交往：一种被忽略的分析——以《金翼》与《银翅》的学术范式为例

尽管乡村社会的变迁动力来源于物质生产与交往,但乡村社会的精神生产与交往却有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既可为乡村社会的稳定提供合法性解释,又可为乡村社会的变迁创造精神动力,因而分析乡村社会中的精神生产与交往具有重要意义。常人的精神生产与交往常常遭受社会力量与国家组织的殖民,尽管国家力量的赢弱,曾使乡村社会的精神生产与交往陷入混乱,但是国家力量倘若没给社会、个人在精神生产与交往方面留以足够的空间,乡村社会同样面临灾难。     

户外广告的空间政治学：权力博弈与公共性的“放逐”

在以户外广告为轴心的“空间场域”内,打着保护公共利益、维护城市形象旗号的户外广告治理运动,充斥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博弈,而公众力量的被边缘化,使得其“合法性”宣称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迷障”。户外广告“公共性”的被“放逐”,其后果则是户外广告乱象的久治不愈。因此,引入公众力量,打破户外广告“空间场域”内“政府——企业”二元对立格局,生成政府领导下的“强政府——强企业——强公众”的权力关系．是治理户外广告,实现城市形象诉求、资本以及公共利益均衡的必然选择。     

公民社会构建中网络舆论监督效用的理性研判

网络舆论监督已成为公民社会构建的重要力量。在民间组织、公民意识以及其他公共表达渠道未得到实质改善,我国公民社会的整体不成熟很难得到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应当对网络舆论监督的不足与不当应给予充分的警惕与重视,可以通过数字化建设、理性精神培养、深度法制推进、舆论引导能力强化等多种路径,提高网络舆论监督水平,促进公民社会的逐步成熟。     

媒体舆论监督和公众政治参与

媒体舆论监督和公众政治参与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重视公众政治参与权的保护,就必须重视媒体的舆论监督: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实现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政府合法性的巩固与提升,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媒体最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有重要作用.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语境下,公众通过媒体舆论监督实现真正、有效的政治参与,还存在诸多困惑.提高媒体舆论监督与公众政治参与水平,不仅有赖执政党与中央政府政策与法规的完善,更有赖于地方权力机构、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整体发力.     

网络赋权与环境抗争

近年来,草根民众的环境抗争行动日益增多,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崛起,使环境抗争呈现出“网络化”的趋向.但是,网络媒体有着自身的运作规律,随着抗争客体在网络空间中的霸权再造,以及网络媒体自身局限性的不断显现,草根民众的网络优势逐渐丧失,尤其在“网络幻象”破灭之后,草根民众的环境抗争将会产生诸多负效应.有鉴于此,各级政府除了加强网络舆情监控,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之外,还更应看到表象背后的利益表达及草根民众的无奈选择.而合理有效的治理之道,在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吸引公众参与环境政策生产,以环境正义为基本准则,构建正规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