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孔雀飞何远——论《孔雀东南飞》的远离意蕴

《孔雀东南飞》的意蕴具有多个层面,不同历史时期,对此诗的解读屡获新意。在对文学进行文化批评的视角下,寻找诗歌《孔雀东南飞》含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和集体意识,成为中心内容。从语言习惯的层面、从文学思维的层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孔雀东南飞》具有归途和远离意蕴。     

汉唐间《史记》的传布与研读

《史记》的传布和研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在汉代,主要由于政治上的羁绊,使得《史记》没能广泛传布。这一时期,对《史记》主要局限于政治意义的解读。晋唐间,主要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们克服经济、技术等困难,亲手传抄《史记》,使得《史记》的流传较汉世更为广泛,因此研读也渐为深入,逐步走向阐释《史记》学术意义的道路。     

韩非子人性论及其法律思想体系建构

韩非子以人性好利论为基础,形成以法制欲、以法导利、法禁明著的主张,构建了一套法律思想体系.这个法律思想体系具有凡事皆决于法的主体特征,对法律的社会政治功能极其重视.为了强化法律的社会政治功能,韩非子主张轻罪重罚,这在思想上显得比较极端.韩非子的法律思想与主张赏罚适当、鼓励道德自律的当代法律思想相比,无疑有较大历史局限,对此,需要我们批判性认识和对待.     

古典文学时序观念的诗性特征

文学时序是在意象、结构、情节等要素中包含着的内在时间秩序,是超越物理时间、心理时间的高级时间感受。中国古典文学时序有时体现为持续时间的切断以及时间方向的消弭;有时取同时性事件、伴生物象作为文学意象表达对自然时序的顺承;有时以情节的剪裁,对时间节律进行逆反,生发艺术力量。中国古典文学时序观念的表达方式是"立象尽意",因此必然带有诗性的特征。     

《春秋》依天时叙事特征发微

《春秋》史事按照年、时、月、日四级时间单位依次排列,在四级时间单位中,年、月、日三级时间单位已足以为叙事确立准确的时间坐标。《春秋》中的四时即"春夏秋冬"作为叙事时间出现,对叙事的准确性补益不大,更大的意义在于强调"天时"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自然法则。作为史书之"名"和史书之"时"的统一,《春秋》充满着对自然时间法则的敬畏。因为四时的贯穿性作用,《春秋》叙事形成四时结构,《春秋》由此具备了深层的秩序建构内涵。     

沟通畛域 文质兼美——读王洪军博士《汉代博士文人群体与汉代文学》

当今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日益打破各自领域,表现出文史哲相互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先秦两汉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表现尤为明显。这既是缘于先秦两汉时期文史哲不分的学术属性,也是学术研究追求通家气象的时代回响。     

两汉时期择吉之风探析

两汉时期,择吉之风广泛流行。择吉,包括择吉人、择吉地、择吉时等多种情形,其中以择吉时最为常见。今天看来,时间本无所谓吉凶,因此,应该批判择吉术的神秘形式,但批判不等于无视其存在,把“择吉之风”作为历史存在加以分析,有助于了解当时时间生活、政治制度等社会面貌。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