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学科定位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首先对19世纪晚期以降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作了概括性的回顾,接着考察了中国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源流脉络,对早期在华传教士、海外汉学家、中国本土学者和旅美华裔学者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所作的主要贡献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学界对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学科定位之争简略地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认为社会史研究既是一种视野和方法,更是一个专门的史学研究领域;社会生活史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是研究群体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群体性现象.     

"兼容并包":在理念与现实之间——以蔡元培为中心的考察

蔡元培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倡导和实践"兼容并包"理念的一个最佳典范,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则被人视为实行"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一个不可企及的范本.本文以蔡元培为中心,从史料出发,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兼容并包思想的形成过程作了梳理,对他在担任教育总长与北大校长期间所实施的教育方针及采取的变革措施作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文章认为: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的价值理念,并以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所揭橥的"思想自由之通则"作为包容思想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从其一生行事来看,他既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也有很不宽容的男一面--这在他作为利益之争的当事者一方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多元冲突的现代社会背景下,除了思想上的包容和人格上的容人之量以外,还必须建立一种可以容纳、协调和整合彼此之间有着各种矛盾的各个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机制,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制度构架.     

蔡元培与绍兴中西学堂——一个超越"新旧冲突"的分析视角

蔡元培于1998年底接受绍郡中西学堂督办徐树兰之邀,担任该校总理,一年后,又因与学堂部分教习及督办徐树兰本人发生冲突,终至离职出走.对此,以往均从新旧冲突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在史料发掘和辨析的基础上,对蔡元培主持校务时的作为及造成冲突的原因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合乎事实的新的解释.     

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

本文在系统地掌握各种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考证,对光复会成立的经过以及它与其他革命团体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并订正了以往各种说法的疏误.文章认为,光复会是由蔡元培与龚宝铨等人在1904年农历十月间共同发起成立的一个新的组织,其主体即为蔡元培当时掌控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的部分成员.光复会不是在所谓“浙学会”或“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成立的,与蔡元培此前加入的爱国协会也没有组织上的关联.蔡元培等人之所以要创立光复会,主要是为了整合浙江各地的会党,建立一个以浙籍志士为主体的革命组织.这正是他当初力邀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加入光复会的动机,也是他后来将光复会的成立时间放在他与陶成章、徐锡麟的聚会之后的一大原因.     

文学跨学科研究与科际整合

本文在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上，对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作了比较深入的梳理。认为对文学特性的探索，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目前文学跨学科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跨学科研究本身，也不仅仅在于理论思维的缺失和方法运用的不当，而更在于学科体系的缺陷和科际整合的不足。文学跨学科研究要取得新的突破，必须明确把握学科定位，深化对各相关学科的理解，找准文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面和契合点，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科际整合。     

语文教学:本体与方法

语文教学改革是目前舆论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从本体与方法两个基本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现行语文教科书体系的最大缺陷就是用一种道德化的东西遮蔽了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直接的感性的把握，语文教学改革的最大关键，就是要破除这种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指导思想，回到语言文学这个本体上来。在教学方法上，要把语感的训练放在重要的位置，通过优秀文学作品的章陶，使学生对语言的表现力获得深刻的领悟。     

鲁迅与中外文化比较

繁荣学术，以酝酿空气为首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自１９９７年９月以来开设“比较文化讲座”，由徐岱、孙周兴教授主持，邀请国内外学者主讲。本刊特将讲座稿陆续刊发，以飨读者     

在文学与革命之间--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字纠葛

鲁迅与郭沫若虽然都是留日的"洋学生",都有弃医从文的经历,都兼具作家与学者的身份,并且都是新文坛上的"巨头",是左翼文化战线的"旗帜",但是,他们内在的歧异却远远大于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在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字纠葛之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革命"与"文学"的龃龉,看到现实的"革命"进程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对文学事业和文人心态的影响,看到文学被纳入到"革命"进程之中的某些后果,同时也能看到鲁迅在"革命"压力下维持文学特性的一些努力;而从郭沫若对鲁迅评价的前后变化中,我们也能看到"革命"这种"权力话语"的效力--它能迫使那些"革命文学家"们不断地修正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的要求,并为自己在"革命"进程中获得新的"话语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