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

中国古典诗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鲜明的人学取向和浓厚的人文情味。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既表现在本体论、创作上,也反映在真实观、文艺社会功能论方面。中国古典诗学以人之情志或“道”为本体,以虚心、养气、比兴、禅悟及“风格”论创作,以性情和道德之真论艺术真实,以修身养性的“成人”理想为归趣。研究这一民族特点,对今天的诗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梁代三家书论述略

梁代袁昂、萧衍、庾肩吾三家书论 ,互有异同。袁昂的《古今书评》与萧衍的《书评》内容相近而观点有异 ;萧衍的书论与庾肩吾的《书品》形式不同而美学趣味相同。梁代三家书论的异同 ,说明梁代美学发展的特点或趋势 ,是“趋新”时尚下的“折中”或“折中”趋势下的“趋新”,反映了南北朝后期中国的文艺美学已出现“古质”、“工夫”与“今妍”、“天然”相统一的时代要求     

论魏晋玄学与四言诗的盛衰流变

魏晋玄学既影响到五言诗和赋体，也影响到当时古老的四言体诗。在题材内容上，玄学促使四言诗改易了它千百年来的题材定式，实现了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变；在艺术表现上，玄学迫使四言诗一反过去的比兴美刺传统，极力打破赋比兴的界限，开始了中国诗歌史上探索表现理趣方法的首次大规模尝试。但当玄风衰歇后，四言诗也随之消亡，五言诗却极度兴盛起来。其中原因，除玄学思想的影响外，还与四言、五言两种诗体本身所具有的不同艺术品性及其在新的时代的适应性相关。     

玄学思潮下的魏晋山水文学之一瞥

由于玄学思潮的特殊作用,魏晋文人的山水自然观出现了不同于先秦两汉的质的变化,士人逐渐形成了山水审美的自觉,主要表现在当时形成了以洛阳和会稽为轴心的南北两个山水审美旅游活动中心;而这种时风和文学观念的演变又最终影响到魏晋山水文学的创作,实现了当时文学创作中山水自然题材的广泛扩展,而在形式上则孕育了山川景物记、山水游记等新的山水文学体裁的兴起。     

“新子学”之我见

"子学"之"子"既是"诸子百家"之"子",则"新子学"之"子"便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个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即是"新子学"。"新子学"乃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它并不完全与"西学"相对应。由于古代的"国学"属于"官学"的范围,因此"新子学"只能成为"新国学"的主体。     

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

农家学说基本内容:一是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力倡耕织;二是有关农田耕作之法和如何调剂丰歉(农业保障制度);三是主张"君臣并耕"。农家思想虽与其它诸子学派有近似之处,但它实际乃是原始农业社会部落首领与全体氏族成员共同劳动的遗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学术下落民间,原始"君臣并耕"的遗风和"耕籍田"、"祀先农"的礼仪主要为原居于楚地的神农氏后代所传承,故先秦的农家学说主要形成、传播和兴盛于楚地,它的先驱者可追溯于春秋末期的楚人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士",战国中期的许行、陈相师徒的学术和社会实践活动,则代表着先秦农家学派发展进入鼎盛期。     

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

对于东晋的一代名相——谢安,过去多只限于对他作历史事实的考评,这是不够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谢安的魅力在于他建立了一种中国古代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式。这种人格范式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政治理想,二是“和靖”、“和任”为特点的名士人格风采。谢安的“风流”人格范式实是一种玄学儒道合一的人生设计。     

《天问》写作年代和地点推测

《天问》的写作年代和地点问题,历来存在异说.如果结合屈原的经历、楚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天问》的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作综合考察,可知屈原自被楚怀王疏远之后,即被贬为"三闾大夫"."三闾"乃邑名,在汉北;其间因汉北在秦、楚大战中为秦所占,屈原曾一度返回郢都并出使齐国.从齐国归国后屈原又回到汉北,由于受到稷下思想及《诗经》传统的影响,屈原便于楚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10年),在汉北"三闾邑""书壁而问"创作了《天问》一诗.     

中国佛教文学的概念、研究现状及其走向

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佛教文学经上个世纪近百年的研究,已蔚为一个跨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和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但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有何异同?如何把握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趋向?仍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就佛教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笔谈,使学界在一些理论认识上达成共识,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整个佛教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