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从璘辨析

安史之乱期间李白从政,以作李磷幕僚始,判长流夜郎终。历时虽短,却是李白一生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封建社会,论者各执所据,或说李白助璘为逆,不足为训;或说李白被胁入幕,身不由已。解放后,对李白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众说纷纭。分歧在于对李璘事件性质的认识:一说李亨、李璘是王储之争,无谁正谁逆可言;一说李璘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挑起内战,咎由自取;独郭老的《李白与杜甫》认为李白从璘东下用兵,为的是北上抗敌,结果反成李亨阴谋的牺牲。至于对李白从璘的思想动机,上述诸家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认为在于平息战祸,统一祖国,因此无可厚非。为廓清事实,以有助于全面地认识诗人李白,笔者仅就管窥所得,对李璘事件的性质及李白从璘的思想动机浅作辨析。     

《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高屋建瓴 切中肯綮——《读赋献芹》序

赵逵夫的《读赋献芹》收录历年赋学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个案的研究,内容颇具分量,书名却很谦逊。逵夫考察赋文学的产生与流变,往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透过逵夫于辞赋个案的研究,尤能见出其文史结合,探究历史真相的用心。《读赋献芹》,彰显出逵夫的治学特点在于,他在传世文献而外,很重视把出土文献、口传文献、历史遗存乃至民俗文化遗存纳入视野,加以综合的考察和判断,故其研究具有罕见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依据大量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为赋体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成果:其一,确定了先秦俗赋的赋文学史地位;其二,梳理出了俗赋自先秦至唐的发展线索。     

境愈高时言愈浅——谈启功先生古典文学教学中的比喻

启功先生在古典文学教学中,用一系列比喻把自己对文学现象的深刻认识,形象地传达给学生。这一特点集中地体现在唐代文学的讲授之中,比如,他曾运用过"平原"与"蜀道"、"新芽破土"、"硬块的消化"、"珍珠与泥沙"等种种巧妙的比喻。他从自己的艺术体验出发,善用比喻,继承了中国传统诗话的精神;同时,他对于文学现象又有透辟的认识与入木三分的述评,这又是评点式的诗话所不多见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他的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他讲论古典诗歌的记录,本身就是颇具艺术意味的文学专史。以深厚的文化素养、敏锐的艺术直觉整体把握文学现象,用最亲切、最直观的方式表述文学现象的特征与本质,是这部文学专史的最大特点。对他而言,比喻已非简单的修辞,艺术与生活既熔于一炉,沟通两者的喻体无处不在。由此而来的比喻,睿智幽默,平实亲切,直指人心,正所谓"境愈高时言愈浅"。     

论汉赋的类型化倾向

类型化倾向,是汉赋的一个重要创作特征。它的形成,源于作家在创作中给对象以双重的理想化,即对象选择的理想化和艺术表现的理想化。前者,是作家用自以为完美的类型来概括他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后者,是作家力图给这个类型赋予尽可能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汉赋的类型化倾向于创作实践有何影响?它形成的历史原因究竟何在?这在汉文学史上,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唐宋赋地位论略

<正> 一赋就在它彬彬大盛的时期,枚皋的“自悔类倡”,已让人从中感受到几分秋的凉意。百年之后,扬雄的“悔其少作”,更让人从赋的方兴未艾中,看到了它内在的危机。表面看来,枚皋与杨雄的心理失落并不一致。枚皋参照当时备受重用的经学家和政治家而自觉类倡;扬雄参照“立德”兼“立言”的圣人而自惭形秽。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无法摆脱角色意识的困扰。古代文人的生存价值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中,最富于诱惑性和现实性的是入仕以立事功,枚皋“不得比严助等为尊官”的叹息,实缘此而发。扬雄却不同。他到了后期,突发异想,要追踪“立德”兼“立言”的圣人。他仿《论语》作《法言》,仿《老子》作《太玄》,辞赋自然被他视作童子的雕虫篆刻。显然,枚皋与扬雄从各自的角色意识出发,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辞赋并非文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到了东汉的班固,赋的尴尬处境愈益突出。当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时候,他是一个为赋辩护的文学家;当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讽谕之义”的时候,他是一个服膺于官方的文章家和史学     

汉代颂赞铭箴与赋同体异用

汉代是赋文学的时代,但汉代的赋又并不都是以赋名篇的。诸如颂、赞、铭、箴,因其较注重句式的整饰和用韵、换韵,不独可与赋同入韵文的范畴,而且大多数篇章文辞繁富,重在铺陈,与赋实为同体异用,这是汉文学研究中应予注意的问题。兹分别论列之。一、颂颂是诗三百中的庙堂诗歌。“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大序》)所谓以成功告敬神明,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