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唐诗研究成果,修纂新的唐代诗歌总集——改编《全唐诗》的一些具体设想

康熙44年(1705),清帝玄烨命曹寅并彭定求、杨中讷等10员翰林在扬州天宁寺开设诗局,删纂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二书为一编,刊刻成《全唐诗》900卷,计收作者2200多人,录诗48900余首。它大体上汇辑保存了胡、季两家所编唐诗总集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唐诗研究的水平,曾在我国文化史、文学史上发生过积极的影响。     

《吴子》考补证

《吴子》一书,先由清朝的姚际恒、姚鼐断为伪作。姚际恒氏云:“《汉志》四十八篇,今六篇,其论肤浅,自是伪托。中有屠城之语,尤为可恶。或以为有礼、义等字,遂以为正大非武之比,误矣。” (《古今伪书考》) 姚鼐氏云:“世所有论兵书,诚为周人作者,唯《孙武子》耳,而不必为武自著;若其馀皆伪而已……《汉艺文志·吴起》四十八篇,在“兵权谋”,《尉缭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势’。今《吴子》仅三篇。《尉缭子》二十四篇。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笳笛为节’乎?苏明允言起功过于孙武,而著书顾草略不逮武,不悟其书伪也。” (《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司马法>、<六韬>》) 二姚氏之后,伪作说纷起;郭沫若同志的早期著作的《述吴起》(见《青铜时代》)也认为: 现存《吴子》所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则显系袭用《曲礼》或《淮南子·兵略训》”,而《礼记·曲礼》和《淮南子·兵略训》又为汉朝人著作。“《墨子·贵义篇》言五方之兽则均为龙而配以青、黄、赤、白、黑之方色。此乃墨家后学所述,当为战国末年之事。若更演化而为四兽,配以方色,则当更在其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之所依托。”     

《文苑英华》、《唐文粹》的编选情况、相互关系及其他——答石华同志

石华同志: 您好! 读了您的来稿,很高兴;因为可以借此机会,向关心《<唐文选>前言》的同志们表达一下我们的谢意。 您的来稿中说:读了《前言》,颇有收益,“但也有不少处搞乱了我原有的常识。” 的确,《唐文选》及其《前言》,从选篇的断句标点、文字训诘到一个个观点的提出,不少地方我们都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根据第一手材料重新进行了探讨,从而澄清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我们的看法。采用前人成果,我们力求做到心中有数;凡提出自己的看法,     

韩愈研究中的两种倾向

唐朝的韩愈,在我国古代的文化史上,确乎是一个“转旧为新”的关键人物,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是对于这个人物,从古到今,评价极为分歧。这个事实,不能不引起许多同志的注意。 在这些评价中,欧阳修,苏轼简直要将他捧上天。欧阳修在其《记旧本韩文之后》中说:     

试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并教导说:“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①。”恪遵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贯彻     

读司马迁的孙膑传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所记载的孙膑和撰写这篇历史人物传记的司马迁,就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和文学家中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孙膑的兵法和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典籍”中的两部典型代表著作。因此,遵照毛主席关     

同革命路线针锋相对,与艺术法则背道而驰——论《早春二月》政治上的反动和艺术上的低劣

毛主席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文学艺术作品,“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就首先以“政治标准”剖析一下《早春二月》,看它在思想上究竟表现了那个阶级的观点,属于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再用“艺术标准”,对它所描绘的社会生活图画,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它所表现的艺术技巧,进行一些分析。     

《尉缭子》考补证

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所出土的《尉缭》竹简证明:今传《尉缭子》一书,并非像清人姚际恒在他的《古今伪书考》中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后人的伪托;恰恰相反,它本是在西汉时期已经广泛流传的先秦古籍。今本《尉缭子》一书,就是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尉缭》。     

读《秦晋淆之战》——《左传》散文艺术手法三例

《左传》擅长描写战争。 《左传》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史书;因此,它关于战争的描写,多侧重于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因素、大的战略部署及其战争中人的作用的描写;不像兵书那样,多侧重于战术、武器等具体作战技术的论述。这是《左传》描写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是为《左传》作为史书的性质及总结历史经验的编写目的所决定的。正是在这个方面,《左传》的作者,表现了他深刻的洞察力及其在题树的处理、故事的叙述、人物的描写等方面的艺术才能。     

论孔孟之道

在我国古代,打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旗号的孔孟之道,同打着神农氏旗号的农家之言、打着黄帝旗号的黄老之术一样,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产生形成的特定社会意识,具有特定的内容含义,起有特定的历史作用。我们对它,既不能随意解释,也不能只看其“所挂的招牌”。我们研究它,认识它,当然要分析它的思想体系,但同时也要探讨决定它产生存在的特定政治经济条件,和它反过来服务于特定政治经济制度的特定历史作用。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认清它的特定本质,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