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动态本位理想人性简论

鲁迅以动为本位的理想人性论,是针对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发展静态人性,依据中国现代变革和改良国民性的需要提出的.鲁迅不只是从总体上明确了动态精神在理想人性中的地位,而且把它具体化为开拓、创造、开放的三种精神,从而体现出动态精神的现实目的.这正是鲁迅动态本位人性理想的实践品格和杰出意义.     

"写真实":一个口号的历史考察

作为一个被历史赋予特殊内涵的文学口号,"写真实"已构成现实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演变的一条显性线索.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写真实"作为科学理性精神的表征及强调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摹而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学视野: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它作为拯救的武器为获取文学的独立话语权而抗争;在80年代初,它又作为"再启蒙"的理论起点对现实主义进行"还原".而在80年代末,随着历史语境的转换,西方"所指"概念对传统认识论中"真"的概念的颠覆与重构,"写真实"终结了其历史使命,从而走向退隐.     

现实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及其文化成因

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主潮,同时也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历史存在.现实主义自被引入中国起,就存在一种中国化解读的理解方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实现了其本土化的转型过程.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百年流变,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中和力,它总是以自身内在的强悍生命,同化一切外来的文化因素.     

中国人民理想人格的艺术探索——《呐喊》《彷徨》抒情小说论之一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①这些是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所提出的富有深刻意义的问题,并为鲁迅一生所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作出了在那个时代所能作出的最高水平的回答。《呐喊》、《仿徨》中的抒情小说就是这种理性思考的艺术结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前期对理想人性探索的重要思想。但是,多年来,人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传统与古代"教化"文学的相关性论纲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西方近代文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相关性,从文学的功能角度看,尤为明显.中国现代与古代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启蒙"与"教化"文学皆有明确而相似的对象,并有共同的前提预设,即多数民众是不觉悟的,需要启蒙和教化;它们在方式上都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单向性封闭性特征.但由于这两种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基础不同,因而其本质又有根本性的差别.追求人的解放与使人成为"顺民"甚至奴隶是现代启蒙文学与古代教化文学在价值目标上的主要分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与道德说教的单一性是现代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差别.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基础不同:现代启蒙文学植根在近代理性的土壤之中,怀疑、批判、求真、超越是其核心品格;古代教化文学则建立在传统实用理性的基础之上,服从、肯定、求同、守成乃其主要特征.两种文学传统的最终结果,其性质完全不同.     

中国当代流行文化的兴起、“繁荣”与政治文化心理解读

中国当代流行文化风起云涌的现实原因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政治文化心理。正是在特殊环境中产生的特殊政治文化心理 ,为流行文化的兴起与“繁荣”提供了心理能量 ,为排解因特殊“政治事件”造成的特殊文化心理提供了有效的形式。从流行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而言 ,流行文化是一把真正的双刃剑 ,在积极意义方面 ,它有效地弱化了中国人过于浓厚的政治意识 ,但同时流行文化注重感官享受 ,消解了文化应有的深度和意义 ,特别是消解了人们对国家、对社会、对自身的责任感 ,具有明显的消极性。     

难以摆脱的宿命——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层关系

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的认识,研究界经历了从政治判断到文化认识的基本过程,具体来说,几十年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新民主主义文学”性质的独断论,在近十多年间已逐渐为“现代性”文学的认识所取代。应该说,这既是研究界的思想观     

云水相生:百年中国文学与科学掠影

1932年,徐悲鸿曾经在<画苑>中说:"科学之天才在于精确,艺术之天才亦然.艺术中韵趣,一若科学中之推论,宣真理之微妙,但不精确,则情感浮泛,彼此无从沟通."①在艺术大师眼中,艺术与科学虽然是两回事情,但是一门艺术建立的基础,却离不开科学--所谓不知其"正",也就谈不上知其"变化".这段话是针对美术而言,但是回顾百年中国文学与科学之间的渊源,也恰可以用这段话做一个注解:在推论的"精确"与"韵趣"的微妙之间,在"正"与"变化"之间,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近现代科学交互纠缠的大背景中一路走来,走出一番云水相生的曼妙图景,也催生出几许困惑,几片迷雾.     

《新青年》:新文化元典精神与五四新文学审美方式

本文分别从思维方式,价值形态,话语特征等层面论述《新青年》的新文化元典精神。文章认为:中西古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科学精神,启蒙思想,人的发现的价值形态,开放语态以及矫枉过正策略的话语特征,构成《新青年》作为新文化元典的基本精神。文章进而分析了新文化元典精神对五四文学现代审美方式的影响。文章最后强调:《新青年》不是单一封闭式的、静态书斋型的纯学术理论,因此,当今学界不能简单地以某一后世学理概念和学术体式的范畴理路去“匡正”或“反思”,甚至“解构”《新青年》作为新文化元典的存在意义。     

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

文学史观研究是一项既强调理论性又离不开文学史写作实践的综合性工程,它要求探讨者从现象着手时必须进行逻辑的提升,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出富有规律性的见解。本期本专栏的两篇笔谈便是从实际出发而又以发现规律建构文学史观为目的的综合性讨论。何锡章提出了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古代”、“现代”、“当代”这种文学史的分期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它不但人为地割裂了时间的连续性,而且弱化了文学评价的美学尺度和内在艺术自律,使文学外在他律研究成为主流。通过反思多年以来文学史研究的道路,他呼吁文学史研究应该回到人的价值,也就是要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目标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立场。这是文学史研究价值立场的真正合理选择,是保持文学史研究意义的本原所在。李继凯的文章进一步强调了方法与眼光对文学史观建构的决定性意义,他总结出了三种具有启发性的“眼光”要求,即与综合性或宏观研究方法相适配的全局性眼光,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相适配的比较性眼光,与发展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认为只有实施这样学术层面的“三种眼光”,才能有助于建构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