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联盟语言课堂教学研究及对孔子学院的启示

在世界各国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民族语言的国际推广成为增强本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举措。作为我国汉语言国际推广龙头的孔子学院如何尽快解决对外汉语教学的现存问题从而更有成效地推进中国语言文化对外传播是汉语言国际推广中的重要命题。法国法语联盟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语言国际推广机构,其成熟语言教学理论和成功实践经验对孔子学院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具有重要借鉴和指导意义。     

《晚清学部研究》的写作体会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学部研究>,主要是以清末教育改革与政治变革为背景,通过学部酝酿产生及其决策和运作的个案分析,从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及行政管理学等多学科的争度,探讨教育行政与政治体制、教育体系变动的相互关系,比较新旧体制运作方式的差别,反映不同派系与利益集团对于改革的态度,研究清末社会力量的分化组合及其对社会变革进程的制约影响.     

清季停罢科举的链式效应

清季停废科举前,晚清社会许多规制变化仍处于量变阶段。以停罢科举为突破点,制度变革产生链式效应：不仅开启了官制改革与仿行宪政的进程,而且对保举、捐纳、铨选等制度变革有所触动;司法改制与推广巡警,亦均以立停科举后学堂推广及旧学士子改弦易辙为基础。此外,清末推行专门、实业教育,与新政、宪政兴办实业的要求相互衔接,促进了传统农工商业的转型;女学与边地教育的启蒙,也有转移风气、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上述诸多变化在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晚清以降,新学“有用”与旧学“无用”的价值取向,亦伴随科举制终结而尘埃落定,在学堂教育中退缩为一科的经史,已无力承担传道与载道的重任,其日趋衰微与道德失范便难以避免。     

晚清督抚衙门房科结构管窥

晚清是我国古代至近代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房科作为清代职官体系外的非正式机构,事实上成为各直省督抚衙门内部行政职能运作的基本载体。随社会变动与政治格局变化,晚清督抚衙署房科结构日趋复杂。其新旧杂揉的特征,与文案处及文案委员的出现相辅相成,既反映出近代行政职能扩展和业务细分化的趋势,奠定了1907年外官改制的重要基础,同时亦表明变化中的旧式督抚衙门已渐具近代省级政府的雏形,成为从传统幕府转向近代职官制的重要过渡。     

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

清中叶后逐渐失去生机的科举考试,伴随着文体的僵化,文风日趋浮华。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科举改革未能实现制度自身调整,只能以立停方式宣告终结。然立停并非废除,纳科举于学堂,使抡才与培才合一的设计,非但难以达到中西兼容之目的,反而造成学堂的诸多弊端,导致朝野对新教育的不满。科举制是清王朝维护纲常的重要载体,具有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清末学堂教育与取材选官则较多强调“办事”能力,忽视“做人”品质的培养。立停科举后,于此未能找到有效接续方式,伦理社会失去道德支撑,秩序失范,在思想文化活跃的同时乱象纷呈,留下了难解的世纪命题。     

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

清末官制改革牵动整个政体变制,然而,行政范围大幅度扩张、经费猛增而财政困窘、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造成新政与仿行宪政事务捉襟见肘,清廷因此要求各省督抚议复行政经费,旨在通过清理财政和试行预决算分摊财政负担,加速预备立宪进程.由于当政者未能审时度势.对督抚们若干重要建议和警示未予以重视,对舆论的提醒亦未采纳,一味通过简单削减预算的办法试图平衡赤字,导致财政与行政相互制约、督抚与清廷离心离德,矛盾日益激化.救亡变为速亡,教训深刻.     

晚清学部与近代文化事业

清末中央官制改革后,学部兼管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学部集教育文化界有识之士的灼见,运用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力量,采取措施,倡导兴建公共图书馆,抢救内阁大库文书,保护敦煌石室遗书等珍贵文物古籍,将有限的文化资源从少数人的私藏变为社会共享的精神财富,以扩展近代文化的传播,使教育与文化相互促进,承上启下之功,不应抹杀。而其过失,则值得后人反省检讨,以为借鉴。     

清季府厅州县改制

府厅州县改制是清末官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尽管各地进展参差,且不乏敷衍塞责,但与新政前比较,仍有不容置疑的变化:不少地区增加了佐治官,在倡导学堂教育、推动实业发展、普及巡警与加强治安方面均有所作为。为数不少的州县相继成立了议事会、董事会,对宪政知识的传播普及起到积极作用,移风易俗方面亦有成绩可观。清季官治与自治并举,一定程度上使府厅州县的绅权得到扩张、民权初步启蒙,为清季民初的政治活跃创造了条件。     

速成新政与清朝覆亡

清末新政后期,移植域外政制形式,以变官制为实行宪政的先导。改革启动前,朝野官绅、国外政客和报刊时评,均对中国仿行立宪的基础、条件有所质疑,对官制改革方案的要旨、程序及实施措施,亦予以激烈批评,尤其对速成新政的做法给予劝阻示警,认为若当道一意孤行,新政最终难免速乱以致速亡的结局。对此,急于求成的清廷决策者未予重视,甚少采取相应对策及时调整以纠偏救弊,导致内外矛盾激化,救命丹反而成了催命符。社会改革不仅有基础、条件之别,程序、举措、时限与进程也直接制约着变革的进度与成效,而且往往交互牵涉影响。如此,则清季改制进程的种种教训与警示,值得后世反省深思。     

戊戌前朝野的官制议论

鸦片战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趋新官员和维新思想家对官制积弊多有思考建言,驻外使节和游历官绅亦从比较中西官制的视角,重新审视清朝的固有体制.然而,直至戊戌之前,朝野官绅对于应变的考量意见仍明显分歧,一方面,改革意向内冷外热、统治集团内部则上下悬殊,中枢机构始终持重保守,另一方面,朝野官绅虽然不乏仿效西法的取向,其主张却难被当道所接纳.1896年李鸿章的欧美七国之行,亦未如舆论所期待,成为体制改革的契机.总署与枢府的暮气沉沉,使得改革内驱力疲弱.光绪亲政伊始,推动改革自上而下地进行,而且由全面变制入手,触及中枢与体制两大关节,自然根基不稳,阻力重重,导致矛盾急剧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