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进程与诉讼：1978—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与诉讼率变迁的实证分析

参照西方学者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诉讼率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利用我国现有的统计资料,本文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大陆1978—2000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对诉讼率变迁的影响,从结论看,在这20余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发展和诉讼率变迁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但这种联系又是十分复杂的,即: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对不同纠纷的诉讼率的影响方式、途径和程度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现代进程的不同阶段对诉讼率变迁的影响也各有特点;虽然二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是诉讼率的有些变化,不能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总之,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对诉讼率变迁的实际影响,要同时考虑纠纷的类型、现代化发展的特定方面和阶段,以及人们的价值导向和政策选择等多种因素。     

农民、民工与权利保护——法律与平等的一个视角

我国当前 ,农民和民工作为一个阶层 ,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许多领域受到了差别对待。无论是从马克思关于自由的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的观点看 ,还是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进程看 ,甚至从对社会分层持积极解释立场的功能主义理论看 ,这些差别对待都是不合理的 ,都是阻碍和制约社会进步的落后的上层建筑 ,因此它们构成了法律上的不平等。从经验现实的角度看 ,这些差别对待导致了一系列危害深远的社会弊端 ,例如限制了农民和民工个人及其子女的全面发展 ,破坏了社会的信任与合作 ,危害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等等。这些弊端也从反面证明了社会公正与平等的重要意义 ,突显了当前平等保护农民和民工各项权益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律师阅卷难的成因、危害与对策

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律师阅卷难主要表现在:审查起诉阶段无法查阅到大部分的证据资料;提起公诉后所能看到的仅限于检查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司法机关不按规定提供便利条件,侵犯辩护律师的阅卷权等三个方面。通过对实证资料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分析,律师阅卷难限制了对抗制在案件事实发现方面的作用,降低了审判中案情认定的客观性和公证性,使辩护律师不能有效地监督侦查权和起诉权的行使,不能有效地防止侦查权和起诉权的滥用,不利于辩护律师了解案件实情以便说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伏法,容易造成证据突袭和诉讼拖延。因此,建议在立法上分两步走:第一步,立足国情,借鉴职权主义和对抗制模式律师阅卷制度的一些有益经验,进行小范围的制度创新,以暂时解决律师阅卷难问题;第二步,在各种社会条件具备之后,再引进和确立较为完整的证据展示制度。     

论刑事拒绝作证特权中的利益衡量

拒绝作证作为一项特权,是在刑事诉讼中查明案情、追求实体真实的需要和另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益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法律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利益协调。本文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拒绝作证恃权中的这种利益冲突与协调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作了初步的探讨。     

论法律指标的认知功能及其局限性

运用法律指标方法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状况进行客观描述与说明，既具有计量性、整体性、现实性、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等优点，又由于受指标方法本身的特点和法律现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制约而具有局限性。在法律指标的设计与运用中，应自觉地根据其特点、扬其所长，避其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