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之理论逻辑探析——基于经济法视角

作为习惯思维下法律被动承受一方的私人,往往会在法律的实践过程中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建立健全是各国反垄断法实践中的最新发展趋势,同时也是众多反垄断法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在经济法的视野下,私人实施机制具有公共实施机制不可比拟的优势。目前,欧美各国普遍建立了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并行的二元反垄断实施机制以克服单纯公共实施机制造成的政府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从而更好实现反垄断法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坚持发展完善私人实施机制,培育"竞争文化"并建立健全相关保障制度。     

银行业垄断的法学归责：一般规则与实施理路

归责原则的确定是银行业垄断问题从经济学视野走向法学视域的关键要点。银行业垄断的法学归责是在既有反垄断归责体系及其发展趋势之中寻求融合与共享。在本身违法规则和合理规则的二元背景下,银行业垄断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合理规则适用的广泛性和必然性。作为合理规则实施的关键要素,国外银行业相关市场认定标准的演变折射出反垄断规制方法针对银行业特殊性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个别调试。因此,我国银行业垄断的法学归责应当以合理规则为主,着眼认定结论的时代性与科学性,尊重银行业市场的发展规律。     

金融素养的理论疏解与制度因应

以提升金融素养为目标的主体赋能发轫于校园金融知识的普及倡导，成熟于后危机时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省思之中。围绕金融市场消费主体行为偏差的行为经济学结论，国际社会逐渐提升金融素养的政策定位，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维度统筹资源，回应主体责任提升下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完善。面对多元化与复合性的主体智识命题，金融素养实践受制于理论上的有效性质疑与实践中的高成本困境，制度预期与现实效果的不匹配反而引发私权秩序过度介入的诟病。从问题处置与风险应对出发，金融素养实践应在法治化视阈下强化政府对金融教育国家战略的主导地位，拓宽优先领域金融监管嵌入的政策通道。着眼制度发展的“预防性”特征，金融素养实践应以受教育权为核心，营造负有激励性的、共治性的金融生态环境。     

权利变迁视角下中国银行业反垄断的基本逻辑

中国银行业垄断的法学归因在于市场主体的权利异化.银行业的权力干预在客观上形成市场壁垒,并促成市场主体权利的权力化倾向.在金融市场化进程中,银行业面临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的权利冲突,竞争者和消费者的权利均因垄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挤压.银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应当立足于市场主体金融发展权利的重塑,在竞争者市场和消费者市场的二元结构之下,针对既有权利冲突探索“权利型”反垄断规制供给.与此同时,权利语境下规制目标的“实体”与“聚焦”也有利于反垄断规制有效介入银行业市场化进程,缓和权力冲突.     

因应数字化转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源流与规制

近年来,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愈发紧密,金融市场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不可逆转,且呈现高度融合与加速发展的态势。当前,数字化转型下的金融市场风险逐渐显现：企业金融化普惠表象蕴藏高杠杆与高泡沫,数字技术发展构成的天然技术鸿沟加剧对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排斥,大数据应用于金融领域威胁金融数据安全。我国在数字金融时代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式构建中,应通过厘清监管理念、激发市场活力,健全监管体系、增加监管专业性,打破金融壁垒、缩小信息鸿沟等措施,回应数字金融背景下金融消费者保护面临的新型风险,适应金融市场数字化转型的新形势。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障碍与法律完善

内在加剧的盈利性与支农性矛盾冲突和外在缺位的政策激励已经成为以村镇银行与小贷公司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掣肘。既有金融结构抑制与金融创新的激励不足又使得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缺乏发展动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承载了金融公平、金融普惠、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等多元发展理念,缺乏有效的制度协调使得深层次的理念冲突浮出水面,进而造成金融机构的发展欠缺可持续性。以“权利-义务-责任”为框架的法律制度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改进向标。由内而外,完善企业法人、区域竞争、金融监管和安全保障等制度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向度。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经济法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建立健全是各国反垄断法实践中的最新发展趋势,同时也是众多反垄断法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目前,欧美各国普遍建立了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并行的二元反垄断实施机制以克服单纯公共实施机制造成的政府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从而更好实现反垄断法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我国反垄断目前立法对私人实施机制预设条款较少,操作性不强,力度欠缺。建立多倍损失赔偿制度、集体诉讼制度、公力扶持诉讼制度是建立健全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有效路径。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同时,应重视"竞争文化"的培育,以增强我国市场经济的软实力。     

广告荐证者不能承受之重——针对《广告法(修订草案)》第39条第2款的思考

广告荐证人自证立法立足于虚假广告问题的现实考量, 顺应“明星代言入法”的趋势, 从广告市场和市场经济法治完善角度具有合理性动机。法律系统内部以及广告市场发展的困境, 引发荐证归责系统混乱以及某些商品与服务的“荐证不能”与荐证费用高昂。广告荐证法律规制的核心在于防止荐证成本的不合理转化, 自证立法在加重荐证者审慎义务的同时, 无助于执法的推进与立法动机的实现, 是荐证者不能承受之重;应当从做足连带责任入手, 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基于民生问题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兼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

从“消费者问题”到“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历史演进路径揭示了民生问题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重要的立法指引效用.在民生法治的理念下,民生问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立法取向.“消费潜规则”是当下我们探求新“消费者问题”的一个可靠窗口.消费潜规则折射出在消费类型、消费领域以及权责归属三个方面民生问题的新情况与新形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立足于对新民生问题的回应,强化弱者保护的立法理念,厘清旧问题、破解新问题,但其发展的道路上仍面对诸多挑战.扩大消费者范围、重视消费者教育、健全消费者权益保障程序和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