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 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北魏反贪惩贪述评

北魏前期监察机构不健全，官爵无禄，虽法网严密，但仅靠运动式的突击巡行，使吏治不举，中期能建立正常的官吏考核、升迁制度，以俸养廉，又以严法治贪，树立御史台权威，提高其权力，敢于从亲近者正法，进行正面教育，故吏清政平，后期因统治阶级本行“宽以摄下”政策，皇权衰落，阶级、民族矛盾尖锐，权力交易网盛行，使得御史台不能正常行使职责，御史素质下降，甚至沦为权力斗争工具，终于世风日下，吏治大坏。     

对新桂系黄绍竑“离桂投蒋”的若干再思考

黄绍的“离桂投蒋”,就个人而言,由军事兴趣日减而转入政治领域,由军阀而从事政治。在蒋府担任要职期间,其政治能力日渐增长,个人能力不断焕发。就新桂系而言,他的离去不仅消弭了已经存在的黄白矛盾,而且其由于“在野”、“独立”的地位及国府要员的身份和“肆应”之才而在蒋桂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通过“助李竞选”和“劝白就职”为新桂系日后的“逼宫”奠定了基础。要之,黄绍的“离桂投蒋”对新桂系来说是利大于弊。     

从嵇绍之死看中国古代的忠孝观

西晋时 ,嵇绍在其父嵇康无罪被杀后 ,经山涛推荐而入仕 ,后在“八王之乱”中因护卫晋惠帝而死 ,从中国古代的伦理观看 ,其仕父仇为不孝 ,而其护帝殉难又为忠臣。这种忠而不孝的奇特现象 ,从他死后 ,便引起了人们对其行事的不同评价。从这种评价中 ,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中国古代的忠孝观、忠孝关系及其发展演变有所了解。     

从《三国志》史评看陈寿的政治思想

根据《三国志》卷后的陈寿“评曰” ,对陈寿的政治思想进行梳理 ,提出在陈寿的政治思想中有较明显的复古倾向 ,诸葛亮的治国为其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 ,他还提出了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行为规范及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思想 ,最后对其政治思想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作了分析     

刘裕的忠孝观念及其驭人策略试释

宋武帝刘裕出自布衣,早年以孝谨著称,这就使其对僚属是否具有忠孝观念格外看重,而这又构成了其驭人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或可说这也是与其自身所具有的忠孝观念是相暗合的。进而这也影响到刘裕“造宋”过程以及刘宋建立后的人事格局。     

两晋南北朝"白衣领职"初探

两晋南北朝时期,“白衣领职”是一种与“免官”完全不同的处分方式。它既是对官吏任免和惩处制度的完善,也是对受处分官员某种程度的保护措施,其根本目的是既维护权威,又维持正常工作秩序。这种特殊的领职方式,体现出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的特殊性。     

梁武帝的心理历程——梁武帝统治心理研究之一

在梁武帝称帝之前,支配他行为的主要是进取心理,这与他的家庭的社会地位有关,也与他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关。同时,在与他人的比较和自己的成就中,他还产生出了强烈的自信、自负和骄傲心理。在为帝前期,成就心理造就了他此期的辉煌和急功近利。而他的晚年,则是在满足自我实现需要还是当“好皇帝”之间的矛盾中度过的。     

试论西晋政权在平吴前的对蜀政策

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正月,魏大将军司马昭以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吏诸葛绪率十八万大军三路伐蜀。蜀大将军姜维急率军退回剑阁,与魏主力钟会军相持。邓艾从陇上出阴平道(从甘肃文县经四川平武),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连下江油、涪诚(今四川绵阳市东)、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北),攻逼成都。蜀中震恐,后主刘禅从光禄大夫谯周议,“面缚舆榇”,出城投降,蜀亡。前后不到十个月,司马昭顺利地实现了征服蜀国的目的。     

再论三国时期的“义”

＂义＂并不是一个具有主体意义的伦理道德范畴,而是一个附着物,是与其他道德、事物、行为相联系的中介,是根据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对人们行为道德的内在规定。在《三国志》中,与＂义＂有关的词汇则近70个,超过了＂忠＂、＂孝＂、＂仁＂三者词汇的总和。以＂春秋之义＂来表达时人的道德态度,指导、评价人们的行为和大量以＂义＂为名的杂号军职的出现是三国＂义＂伦理的两大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