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流价值观

当代社会主义文艺是"未来—理想性"导向、"人民—总体性"导向、"艺术—综合性"导向的结合,其主流价值观意在凸显超越实然的应然层面,避免无政府主义、极端相对主义和各种层面的虚无主义,这要求我们在评价时区分"主流"与"支流"、"末流"及"不入流",建构主体性与文化自信,进而达到"规范性共识"与"多元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论近代中国士人的首次西游书写

斌椿的日记《乘槎笔记》和诗集《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突破了近代史书写的一贯"以西律中"的现代化话语模式。这一方面可以从满族/中国这一本土坐标看待近代中西交流史的这桩公案;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思体用二元割裂的思考方式。     

秋风响，蟹腿痒

丹桂飘香，金菊盛放的时节，也是螃蟹最肥美的季节。前两天，同学周云峰打电话来邀请我去苏州玩，“是吃大闸蟹的时候了”。我们同学7年，本科与硕士都住在一起，毕业之后南北奔走，我到北京，他则去了苏州，住处离阳澄湖不算远。     

侠义的落寞：《风尘四杰》的现实关怀

以王度庐小说《风尘四杰》的个案分析入手，探讨民国时代“侠义”作为一种传统精神范畴在现代性社会体制中所遭遇的窘境。当平民作家带着旧式知识分子的悲悯和部分接受新式思潮影响的个体自觉意识来书写落魄的侠士之时，他所指向的其实是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无奈感与挽歌情怀。     

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立场和理论命题的生产

“少数民族文学”应当置入它的现代发生情境中予以历史定位,它在发生学上的话语构建决定了其最初的社会主义性质,因而在具体语境中谈论时必须考虑到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多样性话语的限度问题.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上来说,综合研究与分解研究出发点不同,前者注重整体风貌和理论转型的把握,后者侧重个案的同情理解与细致剖析,两者都需有着明确的关怀,而不能因为“政治正确”而疏于价值立场的明确主张.目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过于强调边缘研究的方法论,这固然是一种取径,但如何在多样性中寻找某种共通的集体性则是开拓学术生长点的可能性所在.     

少数族裔文学翻译的权力与政治

少数族裔与主体民族之间语言文学的互译一向较少为文学研究者所关注,而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权力与政治交织下的文化网络则是理解中国不同民族文学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关键.不同族裔文学之间的翻译总是权力沟通、互动、妥协的结果,从而形成了差异补充、中介传输、文化增生的功能.如果要解除少数族裔文学因为弱势而产生的阐释焦虑,则有必要将中华民族内部语言与文学的多样性落实于具体的研究范式之中,以同情的理解促成多民族文学的和谐共生.     

新启蒙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普遍接受启蒙现代性的指引。随着不同文学潮流的出现,少数民族文学逐渐获得主体性言说的自觉,构成了与主流文学话语对话的多元化成分,它的意义在于在通过自我表述,而成为西方式现代性话语的他者对照,包含着反哺主流话语的潜力。     

桃花雨中尝鳍花

鳜鱼是一种难得的没有文化口味差异的食物。早在晚清时候,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洋务重臣薛福成,就曾在《庸童笔记》中描述过中西交通往来日盛之时,东西鱼味在口感中的差异：西方国家所产的鱼类,多数是怪鱼,面目可憎,不甚可口,唯鳜鱼系中国品种所移植,故滋味相仿,而肥腴有过之而无不及。薛见过世面,     

弗洛伊德之豚

很少有像河豚这么极端的食物，集极美与剧毒于一身。世间让人沉迷之物往往如此，罂粟花也极为妖娆艳丽，其浆液却是毒品。据说就有不良商贩做卤味，也放入罂粟壳以提味，引人上瘾。     

“西部文学”的发现与敞亮

从文化发生学来考察,“西部文学”的发现体现出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的特性,是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本世纪以来,“西部文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阶段,与资本、权力和意识形态体系形成种种互文关系。“西部文学”包含了多层面、多向度、多级差的地理、民族、宗教、生活方式、文学想象内涵,它的敞亮有待于对其进行细致地分割与剖析,而考察西部文学中所体现的地区体验和民族文化积淀,以及它对不同群落、民族、阶层、性别、信仰的人们的意义是研究者应该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