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与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外交合作－－兼议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

王宠惠与顾维钧都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外交家,二人有相似的求学、从政经历,对民国的政治尤其是外交颇多建树.二人共同参与了民国的多项外交决策,结下了近五十年的友谊.本文将通过对二人家事、求学、从政、交谊的简单梳理,分析二人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外交表现,以期对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作一初步探索.     

政治民主化的破坏与现代化进程的延误——抗战胜利后至内战爆发前的中国政局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重新起步的又一次历史机遇,民主和平抑或专制独裁成为中国两大政治威权的不同价值取向,重庆谈判、政协会议相继召开为政治民主化进程展现了新图景,但南京国民政府一意孤行使得和平民主的希望化为泡影,进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略论王宠惠与孙中山交谊的历史渊源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 ,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者 ;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 ,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窃国后 ,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 ,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 ,而王宠惠则是学者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继承光荣传统弘扬优良作风——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中国工农红军在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开展人民战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采取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建立军内民主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光荣传统和以心系群众、先人后己、勇敢战斗、威武不屈、艰苦奋斗、勤俭朴素、团结友爱等为基本内容的一整套优良作风。回顾这些宝贵经验,对于弘扬红军精神、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王宠惠与民国初年的宪政热潮

宪政运动伴随着中华民族争取独立、民主、富强的斗争而在民国初年蓬勃展开,朝野各界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投入到这场立宪洪流之中,王宠惠作为近代中国有影响的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与时参与了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思潮、国民制宪思潮和“好政府主义”思潮等各种宪政思潮,表达了通过建构宪政秩序促进国家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步理念。     

抗日战争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社会发展

抗战时期是中国科技政策发生转向的重要时期,国民政府继承了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欧美模式的科技体制,对科技决策、工业格局、科教布局进行了战时调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和抗日根据地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进行了科技政策的初步建构;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的科技政策既有趋同性,又有差异性,但二者都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促动了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进程。     

叶剑英的读书法

叶剑英喜欢藏书，但更爱读书；无论是在学校的学习时光或戎马倥偬的革命岁月，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和平时期，他都手不释卷，刻苦读书。     

出山未比在山清:王宠惠自由主义思想之流变

王宠惠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十分重要的一员,他早年负笈欧美,初步形成了以个人独立为最高原则,不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切实判断,渴求在中国建构英美式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自由主义理念。他回国后,积极参与了民初自由主义思潮的活动,出任"好人政府"总理是其自由主义思想实践的顶峰;由于他与民国时期政治架构接触甚深,导致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步消解,最终蜕变为学者型的技术官僚。     

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抗日战争时期科技发展的模式转换和道路分野

科技发展是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核心力量。“五四”以后,科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和信仰权威进入中国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中国社会的科学化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伴而行;抗战时期中国的科技事业在进退失据中曲折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国统区英美式的科技发展模式的继受和顿挫,另一方面表现为解放区苏联式科技发展模式的辟莽和创新;抗战时期国共科技政策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性,但在绩效上也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二者都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