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湖南文学运动

1927年“马日事变”后,湖南城乡一片白色恐怖。但是,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湖南人民建立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同何键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及封建法西斯统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此期间,鲁迅,对湖南的革命和文艺十分关注。1928年4月初,当鲁迅从上海     

鲁迅与沈从文

鲁迅与沈从文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但从鲁迅的作品、书信和沈从文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他们互有谈及的地方,从中可以了解鲁迅对沈从文的看法和沈从文对鲁迅的态度。 一九二四年,当沈从文在北京以休芸芸的笔名登上文坛时,中国文化新军的英勇旗手鲁迅正在北京战斗。次年七月十二日,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首次提到沈从文,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鲁迅书信集》第七一页)当时,沈从文正在贫困中挣扎,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用各种笔名写稿,鲁迅说他“玩各种玩意儿”,显然含有贬意。据陈漱渝在《鲁迅与丁玲》(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湖南日报》)一文中     

也谈两位革命伟人论阿Q——兼与李桑牧同志商榷

关于阿Q典型的问题,几十年以来已经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最近又有同志用系统的方法去分析,所取得的进展是无庸置疑的。但对阿Q典型的看法,至今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对鲁迅研究有贡献的李桑牧同志,在五十年代是把阿Q当作农民看待,对阿Q的革命也是肯定的,曾说阿Q“对于革命充满着多么丰富的奇思遐想”,“显示被压迫农民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他企图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成农民阶级的革命     

略谈鲁迅对封建主义的批判

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在封建专制统治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历代的农民受着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之外,又加上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旧中国的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顾及全篇,顾及全人——关于毛泽东对丁玲的评论

一九三六年冬天,著名女作家丁玲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同志赋《临江仙》词一首相赠。其后,丁玲又经常与毛泽东同志接触,毛泽东同志对她及其作品有过许多评论,还给她和欧阳山写了一封信,丁玲在谈到这封倌时说:“毛主席过去读过我的文章,并且同我谈论过。后来,他又读过我的文章,也同我谈论过。他对我的文章有过评语。虽然都是平常谈话,但我却把这些当成是从一位最高明的人,一个知音那里来的悦耳之音,常常铭记在心的。”(《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毛泽东同志评论丁玲作品的内容,丁玲在一些文章中提到过。我们把毛泽东同志对丁玲的有关评论加以综合考察,不仅可以看出他对革命作家的亲切关怀,而且可以看出他在评论人物方面的深刻思想。     

毛泽东与新文化运动

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我国新民主主义命革的初期发展中,毛泽东同志就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革命,虽然以五四运动为主要标志,但是它是从五四运动前夕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展而来的。     

新宁瑶族蓝元旷领导的农民起义

“青山渺渺瑶苗开,反抗势力震王朝。”(新宁瑶山八洞歌谣)鸦片战争前后,清朝道光年间,在全国农民起义接连发生的情况下,湖南省新宁县先后发生了八洞瑶族蓝元旷、雷再浩和李沅发领导的三次农民起义。对新宁瑶山八洞蓝元旷领导的农民起义,史书记载很少,现据笔者所得资料,略加综述。 新宁瑶山八洞(麻林洞、大圳洞、圳源洞、黄岩洞、桃盆洞、深冲洞、黄背洞、逻绕洞),地处县城西北角,同武冈县、城步苗族自治县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交界,纵横约八十华里,号称八十     

关于诗人朱湘的两个问题

针对学术界在朱湘身世和派属问题上的不同说法,本文根据有关史料,通过多方面的论证,提出朱湘应为湖南长沙人;又通过朱湘与新月派关系的考察,以及对朱湘诗风的分析,更充分地肯定朱湘属于新月诗派的一员。     

湖南的抗战文化运动

抗日战争初期,全国大批文化人士汇集湖南,湖南的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国抗战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本文运用翔实丰富的史料,较为全面、具体地介绍了湖南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抗战文化活动。     

文艺产品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点体会

邓小平同志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出发，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衡量文艺工作的是非标准，进而反对＂一切向钱看＂、把文艺产品商品化的倾向，提出文艺产品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性，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其中渗透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凝聚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