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用途汉语课程设置探析——以《科技汉语》课程为例

本文以科技汉语为缩影,探讨专门用途汉语课程设置问题.借鉴西方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提出将科技汉语课程定位为专门用途学术汉语课程.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20所理工院校对外汉语教学负责同志和55名留学生进行调查,根据调查内容,掌握科技汉语课程现状和学生的需求,提出如何合理设置科技汉语课程的设想.     

来华留学生线上学习心理适应研究

借鉴跨文化适应研究模型中的研究思路，通过问卷调查不同国家地区的来华留学生，探究他们线上学习压力源、压力应对策略以及二者对线上学习心理适应的影响。发现外源性压力是留学生线上学习的主要压力来源；留学身份、年级、国家地区是影响留学生压力感知的重要因素；留学生主要采取面对型策略应对线上学习压力，年级和汉语水平影响留学生的压力应对策略；线上学习压力源和压力应对策略是影响留学生线上学习心理适应的重要因素。根据留学生线上学习的特殊性，将跨文化适应研究模型发展为虚拟空间跨文化适应研究模型，从学校、教师与学生三个层面提出建议以促进留学生线上学习心理适应。     

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

通过问卷调查、模拟情景调查和语料库搜索等手段,调查分析了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结果显示广州人最常用“VCO+但”的形式；“VCO”式常用度排行第二,说明在不用“佢”的情况下,VO语序的“VCO”式仍是表示处置义的优选句式；“‘将’字句+佢”排第三；“将”字句排最后,是广州人说得最少的形式.结果反映出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依然是方言特征明显的形式占优,未有出现向普通话真正靠拢的趋势.语料库搜索到的语料还证明不管是“‘将’字句+但”还是“将”字句都常见于谈论时政类话题的话语当中.     

《红楼梦》中“给”和“与”的语用差别

通过考察《红楼梦》中含“给”或含“与”的句子,发现“给”和“与”两字有大量重叠的义项,理论上可以替换使用,但“给”和“与”在数量和使用方面存在着差别。从语域的角度来说,它们分别是口语和书面语语体。从人物使用“给”或“与”的情况来看,就能区分出他们所处的社会集团,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交际策略。     

谈“山寨”的崛起——兼论新词新语流行的语言学动因

分两步描述"山寨"语义演变的过程.首先是"山寨"本义及其初期的语义演变,然后是当代"山寨"新义及其语义内涵的拓展.语言学角度下探究"山寨"流行的原因为:现有词汇系统中的词语空位造就"山寨"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山寨"在"山寨X"语模中有强大的构词能力,语义内涵也具备可拓展性和可变性;"山寨"作为一语言模因成功被使用者不断复制、类推和传播开去.以上"山寨"流行的原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新词新语的发展演变也可能体现在句法上.     

广州话量词"条"的语体色彩再酌

粤语的“条[t’iu11]”除了做物量词以外,还能做指人量词。《广州方言研究》(李新魁等1995)和《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麦耘、谭步云1997)都认为“条”为指人量词表示贬义,后者认为所谓的贬义还包括对对方轻蔑的称呼,如:“呢条衰神(这个坏人)”;“亻巨口地三条嘢(他们三个家伙)”。然而,近来我们发现,“条”为指人量词不一定都表示贬义。“条”后面的名词可以是一些指人的俗语,如“仔[ts埁i35](男朋友的俗称)”、“女[nθy35](女朋友的俗称)”和“友[j埁u35](“人”的俗称)”等。例如:“你条女唔口黎口既?(你女朋友怎么不来?)”;“亻巨系我条…     

粤语有定的“量＋名”结构——基于交际话语和SVO语序的制约

通过访问20名广州人,并对选定语料的封闭性调查,发现用"量 名"结构表示有定出于发话人对交际实际情况的判断;数据表明,用有定的"量 名"结构是发话人进行回指的常用形式。在宾语位置上的某些"量 名"结构只能理解为有定,粤语典型的SVO语序是"量 名"结构在宾语位置上产生歧义的句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