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社会学

说来不可思议。我的最终职业生涯会是社会学。熟悉我的人。都会说，这个弯子转得可真大啊!我自幼善于数理，高考以数学满分成绩。录取了第一志愿：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后又保送留苏。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五年，1960年回国后。分配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任教。 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我一定会在北大无线电系，终其一生。四人帮倒台后，虽然政治上平了反，成了我国早期研制数字通信的技术骨干和主要业务负责人。但毕竟留下伤痕。最终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谢绝了层层挽留，离开了工作十八年的北大，1978年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现代化所。     

住房问题与社会学研究——北京市区居民的住房与房改心态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生活质量研究组１９９６年初对北京市区４９８人的抽样调查，指出目前市内仍有４５％的市民住在大杂院内，５９．２％的被调查者在问卷的不方便指标中至少提出其中一项不方便指标。居民满意最高的是交通方便，但在室内和室外居住环境方面评价都欠佳。房改为居民改善居住条件带来了空前的机会。但在买房和住房方面，居民表现了平和的心态，希望购房的比例约占１／３。这除了因职工经济能力有限外，还与房产权不够明晰有关。作者最后指出，当前我国的房改，仍以发展房屋的使用功能为主。但由于单位介入了建房投资，强化了单位的后勤住房功能，给人才流动增加了难度，这是房改中的新挑战     

浅议文字易懂性

８０年代初，我在美国俄亥俄大学结识了心理系的统计学教授Ｒ克莱尔（Ｇｅｅｑｅ，Ｒ．Ｋｌａｒｅ）。他毕生研究方向是认知心理学的统计模型处理，探讨应用文字的易懂性（Ｒｅ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①。这是指在读者水平和内容相同的条件下，如何花费读者最短的时间明了作者要表达的内容。根据Ｒ·克莱尔教授的研究，影响文字的易懂，主要有词和句子两方面的原因。从词的选择上，应多用常用词、有具体内容的词，少用抽象词、动词名词化的词、偏词、怪词等等。从句子的选择上，则应多用短句、陈述句、主动句、肯定句、完整句，少用长句、…     

婚姻观的统计分析与变迁研究

本文以１９９６年初在北京市４个城区中８个街道的１４个居委员所作的随机抽样５００份问卷为基础，并与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９年的两次相关的北市市调查资料作比较，对当前的婚姻价值观及其变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人们的婚姻伦理道德仍以传统观念为主，坚持婚姻与性行为的统一，充分肯定婚姻对人生的价值，重视婚后感情与性生活的专一。但与改革开放初期、１９８２年及１９８９年的调查相比，人们对生育子女的要求有所下降，对婚前和婚后越轨行为的宽容度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婚姻观呈现一定程度多元化的趋势     

科技扶贫社会支持系统的实现——比较扶贫模式的实证研究

比较三种常见的扶贫模式 :救济式扶贫、科技扶贫和“公司 +农户”扶贫 ,从而得出结论 :“公司 +农户”扶贫是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市场的重要途径。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公司可以向农户提供一系列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形成社会化支持系统。农户成了公司没有院墙的生产基地。两者结合为农业走向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成功的组织形式。能否建成“公司 +农户”的扶贫模式 ,政府起着关键性作用。但在公司发展过程中要警惕扶贫目标的偏离和可能被置换以及政府参与公司微观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政企不分。目前应扶持农户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保护农户自身的利益 ,求得政府、公司和农户三方平等的对话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本溪市的环境污染与居民的区位分布

本文通过运用大量主观指标的调查,描述分析了环境污染严重的本溪市的居民对环境污染的认知,并将有关结果与北京、西安、扬州等地环境生活质量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根据常见的9项污染主观评价并运用方差分析,对被调查的10个街区的环境污染进行了分类排序,其结果与本溪市环保专业人员的评价基本相同,从而扩大了主观指标的运用范围。本文还从经验数据出发,提出并证实了居住区位的分布与个体拥有的权力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反映了组织或个人权力资源与环境价值的交换。某些污染严重的街区,工人居住的比例高于工人的平均比例,而干部的比例则远远低于干部的平均比例。这种以职业为特征的区位分布,显然不利于干群整合,应引起决策部门的重视。本项研究把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结合起来的独特的社会学视角,是其它学科在研究城市环境生态中所没有的,它对将社会学运用到环境科学中去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生活质量分析——根据北京、西安等地的调查

本文根据北京、西安等地抽样调查资料,运用协方差和复回归等多元技术,分析了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与婚姻满意度的因素。结果表明,在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中以婚姻满意度最为重要,这就从定量的角度有力地证实了目前认为当今中国家庭关系转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论断的正确性。但对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分析,根据文中所列举的一系列因素,发现其中以反映家庭经济支配权的“是否因用钱意见不和”一项影响最大,这是本文与近年来所见其它研究结果的不同之处。由于本文所讨论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因素,其解释力R~2已高达近70％,且同时为两地样本所证实,所以模型是优良、可靠的。有鉴于此,文中所讨论的反映家庭经济支配权的“因用钱意见不和”以及反映家庭义务的“家务满意度”等问题,对婚姻质量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