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求真”思潮

东汉末年社会上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求真”思潮,在理想与现实、真理与谬误、虚妄与真实等多方面的矛盾与对立中寻找出路,构成了东汉思想的主要趋向。“求真”思潮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同时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其产生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儒家思想自身的修正与道家思想的兴起。     

两汉时期道家思想的社会化

道家思想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在民众中的传播也是多层次的.在"道"的层面上,汉代道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促进了道家理论的进一步精致化;在"学"的层面上,汉代道家通过一系列途径促进了道家学术的扩展和繁荣;在"术"的层面上,道家思想在汉代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实践,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为道教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人本与民本--两汉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

与其说“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不如说“民本”与“人本”的相互结合才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真正特色，因为“人本思想”不仅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出发点，而且是“民本思想”的思想基础之一，两汉时期的社会实践与汉魏之际的思想转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再论东汉时期的“名教”

东汉时期着力实施的“名教”政策,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东汉末年却遭遇严重危机,其时虚伪和诡激之风盛行,社会秩序大乱,儒家思想也因此受到质疑,与之相应,诸子百家随之兴起,其中法家最为显眼。法家以其清明的政治理性凸显了儒家思想遭遇的历史难题,为当时的“名教”危机指明了出路;同时,儒家群体内部也对当时的“名教”危机进行了反思,主张回到原始的“礼教”精神,这一切为汉魏之际的思想和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     

“以德治国”与汉代社会

汉初统治者在吸取了秦亡的教训之后,从社会舆论、教育、行政、法律等方面加强了“德治”的宣传和实践。“以德治国”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内在的深层矛盾。“以德治国”在汉代的得失将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秦汉时期的后土崇拜——兼论汾阴后土祠的建置背景

后土崇拜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已有丰富的内涵。汉武帝时期,设立汾阴后土祠,"后土"正式确立为与天神"太一"并列的"大地之神",这与秦汉时期的文化氛围有极大关系。西汉后期,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传统郊祀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后土在国家祭祀格局中的地位有所降低。但是,后土崇拜在其他领域的影响依然强劲。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宗庙礼制与汉代政治

皇室宗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礼制建筑 ,其中的礼制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从西汉末年元帝时期开始的“庙制改革”入手 ,详细回顾了其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学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     

《白虎通义》中的君臣之礼

作为一部汉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在尊天、忧患意识、谦让、公天下、德治等方面为君主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汉儒对君主所寄托的厚望和对君主的制约冲动;在“臣礼”方面,《白虎通义》规定臣子在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时,要敢于进行谏诤,不过也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和方法;在君、臣关系上,《白虎通义》在坚持“臣事君以忠”的同时,又重点强调了“君使臣以礼”的传统要求。《白虎通义》在君臣礼制上的这种规定是汉儒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     

汉代社会对君权的制约机制

中国古代的专制君主制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是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而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制约君权的因素与机制。鉴于过去对第一方面的过分强调，作者重点从昊天上帝、中央辅助机构和决策机制、谏诤、史官与修史制度、儒 学教育5个方面论述了汉代社会对君权的制约，希望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