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的对象——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把刑法解释的对象限定为刑法文本,是近代理性主义观念遗留给法学研究的学术遗产。但现代解释学表明,只要我们承认解释者合法偏见的有效性,解释的真实过程就不应仅仅是文本自身的独白,法律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目光往返来回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并在自己的"偏见"引导之下才能最终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刑事司法的核心任务,无非是如何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起没有裂缝的对接,司法的过程于是就成为一个案件事实、刑法规范和解释者之间的合意过程。     

法律概念与法治--兼为概念法学辩护

对概念法学的误解与偏见,直接模糊了我们对法律概念的认识。而在对概念法学进行辩护时,我们发现,法律概念所拥有的价值储藏及意义演进功能,竟然成为法治框架内合法性与妥当性冲突的根源。因而,法治的最根本问题,也就演变为对法律概念的解读问题。     

法律漏洞的语境分析

法律有否漏洞一直是法学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法学三大流派中,只有分析法学最能满足现代法治之需。站在分析法学的立场,由于语言的不确定性、抽象价值的不可衡量性、法律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使实证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圆满和不协调,此即为法律漏洞。     

温和的司法能动主义——刑法解释的一种可能路径

司法能动主义和克制主义体现了司法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姿态.在刑事司法领域,倡导温和的能动主义将有利于实现法官的精英化,并通过能动地对事实与规范之间裂隙的弥补,最大限度地实现刑法所追求的实体正义.哲学解释学为司法能动主义提供了哲学上的理论支援,它可以有效地缓解司法能动主义与罪刑法定主义间的紧张关系,而法学上的类型思维又为司法能动主义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在司法能动主义的姿态下,一种实用主义的刑事司法观具备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能动的刑法解释与实用主义刑法观——重温“梁丽案”

如果我们认为每一案件都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梁丽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显然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瑕疵.在法律解释学的语境中,这种瑕疵是可以被接受的.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裂隙,为检察机关能动地解释法律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能动解释的目标指向,则是对法律适用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进行综合权衡的实用主义司法观.尽管实用主义刑法观与古典刑法观存在冲突,但在现代法律解释学的语境下,这些冲突完全可以得到化解.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作为一种“合意”的法

在法律本体问题上,纠缠于自然法与实证主义很难获得成功。法的实践理性特征要求我们必须在法之运行的动态过程中寻求关于法的答案。在这一视角下,以法律现实化过程为脉络,吸纳法律论证理论的合理成分,我们发现,以类型思维,在法官"目光来回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基础上,实现法律共同体最大程度的合意,这就是真正的法。     

理性的法哲学

法哲学的历史是一个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争相斗妍的历史 ,又是一个理性自身的变迁史。价值唯理性和形式唯理性都无法完成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成 ,这是对人类理性误读的必然结果。既关注内容 ,又不忽视形式 ,这是法哲学的最终使命。但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和考夫曼的关联本体论都无法完成这一使命。诠释性法哲学———一种关于生活的、理解的哲学———将是法哲学的希望。     

法律概念的意义流变——以传统三大法学流派为参照

自然法学、分析法学以及社会法学在本体论上的基本立场,决定了其对法律概念进行解释的不同路径。但我们发现,在逻辑操作上,前两者实际上都在最后陷入不可知论,而后者则使法律的确定性荡然无存。因而,采取何种策略解释法律概念,并使其承载法律价值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将逼迫我们在法律本体论上进行重新选择。     

为何要遵循先例——从法律价值与方法切入

遵循先例并非基于一种司法传统。法律之正义性诉求要求"相似情况同等对待",而法学思维的类型性特征又为遵循先例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因而,遵循先例并不是判例法制度使然,或者说,遵循先例与司法制度上的安排原本无任何关系。当遵循先例所体现之法律安定性与个案正义间发生冲突时,则需要法官从价值层面进行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