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权多重转让中善意取得规则的修正适用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第1款规定“一股二卖”纠纷应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则。但股权与物权变动模式相去甚远,股权登记对抗主义与善意取得制度亦抵牾颇多,股权多重转让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则将面临适用上的窘境。为增进法律体系的和谐并促进股权登记、鼓励诚信,第27条的修正适用需在登记对抗主义的前提下寻求先买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均衡点。由于我国现阶段股权外观效力的缺陷,股权多重转让中更需注重对先买人利益的保护,并妥当刻画先买人的可归责性标准与第三人的“善意”标准。可归责性标准可以在个案中具体衡量,第三人“善意”标准可以从承担有限的调查义务逐步过渡到善意推定,再到登记对抗主义,逐步消解善意取得对登记对抗的制度异化和干扰。     

论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

公益捐赠行为属于捐助行为之一种,它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益捐赠合同除作为其合同主体的捐赠人和受赠人外,还涉及受益人这一公益捐赠合同关系人.同时,合同客体和内容的特殊性反映了这类行为的社会公益性目的.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涵义决定了它与信托、第三人利益契约和代理法律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通过对此比较分析,可以确定公益捐赠是一种附义务的赠与合同.     

公益捐赠行为的法理剖析

"希望工程"、"捐资办学"以及98年夏的抗洪救灾等均反映出"公益捐赠"行为在我国当前阶段所发挥的重大社会经济作用,然而对这一行为在法律体系中的坐标未能确定,导致立法滞后性的出现.公益捐赠行为的法理内涵、法律性质、法律效力以及对公益捐赠人利益的法律弥补方法的提出,将为公益捐赠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素材.     

彩票合同新解

彩票合同有力说主张彩票合同兼具买卖合同与射幸合同双重属性。然而,彩票合同的成立既重视当事人的合意,又强调彩票清洁有效作成及至交付,剥开“购买”、“销售”等立法上与国际“接轨”的外在形式,唯有赠与合同方能彰显彩票发行之始的公益目的,体现彩票的制度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传统上对于彩票合同系赠与合同的理论建构因简单划一而广受批评。事实上,依照彩票资金管理“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彩票合同作为有奖募捐合同可“一分为二”：其一为面向社会大众的格式化募捐合同,其二为针对持票人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后一合同具有射幸特征。在赠与合同的理论框架下,彩票既是证明双层赠与关系成立的凭证,又是彩票发行机构准予彩民兑奖的证券。赠与合同新解有利于保障彩票各方的合法利益,防控彩票发行的道德风险,实现彩票司法的简易高效,促使彩票制度在市场机制下规范、有序、健康地运行。     

对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的反思和重构————兼评新《保险法》第17条

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屡屡被投保人滥用,成为投保人抗辩保险人合法利益的“万能事由”。在我国,该项制度的范畴仅指保险条款本身,其法理基础应是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制原则。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需要重构,其基本思路是:说明对象为除“法定免责条款”之外的“权利义务条款”和“准权利义务条款”;说明方式原则上为“口头和书面”,“约定免责条款”例外;说明标准在“主动说明”时为“一般理性人理解”,而在“被动说明”时为“投保人理解”;法律后果则为“该条款不订入保险合同”。新《保险法》第17条仍需要修正,在说明对象上应排除“法定免责条款”,在说明方式上应增加对“被动说明”的法律规制,在法律后果上则应采用“不订入合同”规则。     

经济法动态性初探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此即经济法的动态性.经济法的动态性不同于不确定性、模糊性.经济法的动态性具有变动性、扩张性与回复性、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经济法的动态性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动态性特性又有明显的区别.之所以有区别,既有经济法自身品格方面的原因,又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等外部条件有关.以动态眼光来看经济立法的意义在于不应一味追求经济法典的制定,而应致力于建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经济法律体系;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经济法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积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     

试论我国保险立法的系统化

现代成文法国家的保险法制建设表明，完善保险法制的前提是健全保险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财产保险合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我国的保险立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保险立法还缺乏足够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于在我国应建立怎样的保险法体系，保险立法应包括哪些内容等，在理论上还未作深刻的探讨。理论研究的滞后，严重影响了保险立法的进程；第二，没有制定出调整各类保险关系的统一的基本法律规范。现有的保险立法大多是分散的、零碎的，仅适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