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背后的暴力阴影

本文通过追溯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历史及各自形成的不同文化特质,试图证明,自然经济形态不可能产生暴力文化,暴力来自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与扩张性,一种文明的暴力转向根本上取决于其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转型；当今世界的动荡不安源于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和暴力示范效应,应对资本主义及相应的价值准则进行反思,以开辟人类美好的未来。     

杜甫对李白的解读历程——兼论李杜友谊

李杜同游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李白对杜甫的思想与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杜分手之后,二人交往主要表现为杜甫通过诗歌创作怀念李白,本质上则是杜甫对李白进行解读。这一解读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二人初逢洛阳、共游齐鲁时杜甫对李白从激情的崇拜到冷静的反思、规劝;二是困居长安时期杜甫在求仕的屈辱中逐渐感悟到了李白自由人格之可贵;三是乱世飘泊时期,杜甫日渐贴近李白的心灵,在心灵的共振中自觉在人格上追随李白。杜甫对李白的理解过程,同时也是二人人生经历的趋同过程,杜甫经历了与李白相似的人生,最终完成了对李白完整而深刻的解读。从这一角度出发,对李杜友谊及杜甫的心灵历程可以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     

车盖亭诗案的历史还原

车盖亭诗案的发生并不在于蔡确诗中的"诽谤"言论,而在于邢恕肯定蔡确的"定策"之功及对高太后在立储一事上"别持异议"的暗中指控。高太后与旧党势力虽然在严厉打击新党方面高度一致,却又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作为士人群体,旧党对如何处理蔡确分岐严重,并在诗案发生后呈现出种种复杂心态,这种心态既表现出士大夫群体内部的文化冲突,更折射出专制政治对士大夫的精神戕害。     

西方文明背后的暴力阴影

本文通过追溯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历史及各自形成的不同文化特质,试图证明,自然经济形态不可能产生暴力文化,暴力来自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与扩张性,一种文明的暴力转向根本上取决于其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转型;当今世界的动荡不安源于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和暴力示范效应,应对资本主义及相应的价值准则进行反思,以开辟人类美好的未来.     

论魏晋之际“三不朽”的价值困境

"三不朽"作为儒文化的主流价值,经历了由隐而显的发展历程。羊祜身处汉晋之际,既秉承儒家传统,追求"三不朽"的价值理想,同时又因玄风的感染而探寻生命的终极意义,形成矛盾复杂的心态,折射出儒家"三不朽"的时代困境。正是这种矛盾及困境,赋予了羊祜岘山感伤及堕泪碑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     

盛唐情结与《长恨歌》主题由讽谕到爱情的转向

安史乱后,唐王朝江河日下,时人追怀盛世,形成社会性的盛唐情结.这一情结的作用使中唐文人对李杨公案的观照由批判逐渐转为同情,由政治视角逐渐转为审美视角.这种时代心理深刻影响到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使<长恨歌>的主题不自觉地发生偏转,由讽谕转向爱情,并将对李杨的审美化解读推向极致,这一转变正是盛唐情结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心理的变化,揭示白居易的心理走向,并由此对<长恨歌>进行文本解读,可以为<长恨歌>的主题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     

苏轼和陶而不和柳的佛教原因探析

北宋后期的党争对苏轼的政治热情造成严重打击,苏轼的佛教信仰逐渐抬头,华严宗的平等空观则极大消解了苏轼的忠君观念,使之逐渐游离出儒家思想的范域而趋向庄禅,从而与陶渊明纵浪大化的自然心性产生共鸣.柳诗虽亦为苏轼所欣赏,但其清峭的风格与苏轼晚年平和淡泊的心境越发疏离,因而并不能与陶诗等量齐观.苏轼和陶而不和柳反映了苏轼晚年文化心态及审美趣味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北宋后期士人入世精神的衰颓趋势.     

“力士脱靴”的文化解读

关于李白有许多传奇，“力士脱靴”是其中著名的一例，它负载着“道尊于势”的先秦士人传统和“重义轻利”的儒学价值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力士脱靴”传奇契合了士人的儒文化心理，并因其叛逆性为受到专制压迫的士人提供了发泄心理能量的出口，同时也因其对权贵的嘲弄和蔑视满足了普通民众反抗压迫的心理渴求。“力士脱靴”传奇也因而长盛不衰并被后世不断丰富和演绎，最终成为李白特立独行精神气质的生动写照乃至自由人格的象征。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以我国农产品出口为例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发展,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世界各国调整贸易利益的重要手段,甚至被不少国家用来充当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自从中国加入WTO,农产品出口遭遇了空前的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最大的障碍。本文从我国农产品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现状入手,分析了我国农产品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及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杜甫与陶渊明对田园的不同心态

杜甫与陶渊明都曾胸怀大志,都因理想破灭而辞官,而且杜甫心仪陶渊明,诗中大量化用陶渊明的诗句,并一再表现出归隐的念头,二人的经历及情趣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但二人辞官后的心态有着本质的不同。陶渊明对现实彻底失望,坚决归隐,追求个人的自由,守护心灵的安宁,完全是出世的心态;杜甫则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忧患社稷民生,渴望供职朝廷,是积极的入世心态。因而,杜甫并非陶渊明的继踵者。二人出世入世的不同心态深刻反映出晋宋与李唐时代精神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