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寓言性的消失与历史的力比多化

21世纪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长篇小说，以世纪之初（头三四年间）三部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银城故事》《檀香刑》和《人面桃花》为例，它们在成功实现文学“现代化”的同时，也呈现出上世纪中后期詹姆逊所指西方现代文学具有的“公私分裂”的特征。在这种公私分裂的结构中，政治参与被心理化和主体化了，因而20世纪的中国和历次革命在此种文学的历史重述中也被欲望化和去历史化了。如何重建公私联系、重建文学的寓言性，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格非的《春尽江南》正体现了这种重建的可能性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