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初探——以苏州为例

本文对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系统梳理,对技术创新的企业家体系和常规体系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结合苏州市专利授权的总体状况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强化创新意识预防"苏州制造"的"技术懈怠症",支持校企合作创新强化专利技术实施,调整引资思路变"引资"为"选资"和"引智",发挥科技中介机构功能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政策建议,以实现由"苏州制造"向"苏州创造"和"创意智造"的战略转变。     

南京工业二元结构与国际化突破战略研究

南京工业二元结构可能是南京工业化进程偏离中国工业化主流轨迹的主要原因。由于一定的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自我强化功能,因此,南京工业化水平新的提升,需要通过注入国际化动力从外部实现新的突破,并使之融入主流的成长模式。在新型工业化中探索南京工业国际化模式,既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又要结合南京自身实际,并使南京独特的科教资源优势在进一步开放中转化成南京工业发展的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根据地点竞争力理论,营造有利于南京工业国际化的竞争环境和营商氛围,是提升南京工业国际化层次的重要战略构想。     

资本占有量差异、收入机会不平等与财产性收入增长 ——基于扩大贫富差距的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积极致力于我国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但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以及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呈逐步扩大趋势。基于财富的“马太效应”研究视角,对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成因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表明,富人与穷人获取收入的机会不平等,社会资本占有量存在差异,这些都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着重选取财产性收入增加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财产性收入虽不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因,但财产性收入迅速增长对贫富差距扩大产生的影响愈发明显。     

耐心资本、数字经济与创新效率——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创新活动与融资活动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资本的特征与属性成为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重要因素。理论层面,将具有长期导向和治理作用的股权与债权置于“耐心资本”框架下,分析其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提出“耐心”是长期的合作关系与监督治理作用,而“效率”是对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两者能够兼容,即长期导向能够促进效率提升。实证层面,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耐心资本有效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其中关系型债权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并且相较于建构创新,耐心资本更能促进高价值、高风险的模块创新。其次,耐心资本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缓解委托代理冲突,进而促进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再次,数字经济在耐心资本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其中城市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强了关系型债权的促进作用,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更能增强战略型股权的促进作用。最后,耐心资本更能促进市场势力较弱、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基于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如下:积极培育耐心资本,充分发挥耐心资本在降低信息摩擦、优化公司治理方面的优势;全面发展数字经济,为耐心资本参与制造业企业创新治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有效的工具;引导不同类型的耐心资本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市场结构的制造业企业有效匹配。     

产业融合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基于上海市六大支柱产业的实证研究

在信息经济时代,产业融合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对上海市六大支柱产业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基本判断。研究发现,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并最终体现在产业结构转换值、摩尔结构转换值以及结构熵指数等方面。     

新中国60年江苏工业发展的基本轨迹和基本经验

新中国60年来,江苏工业发展的线索可以从国有经济、乡镇经济、外向型经济等发展路径上来把握.其中,改革开放中的省际竞争和存量改制是驱动江苏工业发展的两个主要力量.江苏工业发展的基本经验至少可以概括为:第一,制度创新和变迁是全面解读江苏工业发展绩效的总纲和逻辑主线;第二,改革开放是全面提升江苏工业实力的动力之源;第三,企业加入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是江苏工业融入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的最重要的载体和平台;第四,通过各种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优先增长和深度的城市化来引导工业均衡布局,是江苏统筹苏南苏北两大板块协调发展的基本措施.进入创新型经济是江苏工业发展未来的希望所在.     

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当前中国产业空间布局存在着东部产业过度集聚、中西部工业结构趋于瓦解的困境。基于差异化劳动力区际流动视角,构建二次子效用拟线性偏好效用函数,从个体福利和区域福利两个维度对造成中国产业空间布局不平衡的原因进行模型推演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在长期状态下产业空间布局对差异化劳动力的组合比例具有一定的阈值限制,中国产业空间布局的困境源自市场最优的集聚与社会最优的集聚发生了偏离,源自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二传手功能的缺失。破解中国产业布局的困境,迫切需要由单一的转移支付转向兼顾产业平衡的福利补偿手段。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区域公平和福利补偿机制研究

科学发展观赋予了区域公平和福利补偿机制新的内涵,自由资本模式和自由人才模式下区域公平和福利补偿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国际生产体系所发生的新变化.因此,开放条件下在我国区域公平和福利补偿机制的设计中,一方面要强化"蒂伯特选择"机制在传统的区域财政转移中的作用,要加大边缘区的硬性基础设施建设和软性制度环境建设;另一方面要让东部沿海地区从简单的制造业外包基地逐步升级为服务业外包的国际基地,使服务业外包成为加速引进新技术和投资资金进入广大内陆地区的经济平台,政府通过有意识地将东部地区某些制造业"规划"到中西部,通过加大制造业向内地迁移和价值链向中西部延伸以协调区域平衡发展,是提高全域整体福利水平的重要路径.     

下游动态技术引进对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市场约束——基于我国纺织缝制装备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一些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产业部门发展中,下游最终需求部门动态地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一方面促进了自身部门的迅速成长,另一方面造成了对上游本土装备制造部门的市场空间的挤压和替代效应。由于本土装备制造部门长期缺乏足够的市场份额的支撑,因此难以实现"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市场份额上升—研发投入增加"的正向循环。本文构建的数学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这一现象。我们以其下游行业出口导向特征明显的纺织缝制装备制造业为例分析了这一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纺织服装企业为了满足全球价值链中"买方驱动者"的各项标准,所采取的动态引进国外设备的模式,抑制了本土纺织缝制设备企业技术创新潜力。Granger因果检验进一步验证,下游动态技术引进所造成的市场需求转移,对本土设备企业的技术升级产生了严重的制约。据此我们认为,从技术追赶与市场份额追赶的互动角度,突破市场需求限制,是实现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根本出路。     

托宾Q的行业阈值效应与企业投资理性——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细分行业的季度面板数据,通过构造向量自回归（VAR）和行业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揭示了企业投资理性与托宾Q及其货币供给之间的长期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投资对托宾Q的冲击具有逆向反应,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具有很大的非理性成分。同时,行业管制对托宾Q的阈值效应及反馈方向具有较大的差异,垄断行业及高科技行业投资对托宾Q的反应比较迟缓,过度竞争性行业托宾Q值升高时,企业会倾向于投机性投资。由于货币供给作为一种名义变量,只能在短时间内影响实体经济,并且消退得比较快,长期影响则是中性的,为此必须做到放松管制和行业引导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