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政策发展路径与动力机制

消除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完全消除,如何发展和完善乡村社会政策体系既是稳固脱贫攻坚的基础问题,又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机制问题。立足于此,从贫困治理政策间关系视角去探究农村扶贫政策与乡村社会政策的演变动态、发展动力与未来方向。以G省L县进行历史制度分析发现：（1）贫困政治化是扶贫政策吸纳乡村社会政策的前提,作为政治任务的扶贫运动可以调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及行政手段等各种资源,从而呈现扶贫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悖论共存;（2）党建扶贫实践中的社会政策发展体现了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双重推进道路,其本质是中央的贫困治理政治势能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3）该过程通过价值宣传路径、组织嵌入路径与资源输入路径体现了乡村社会政策发展的思想动力、权威动力与利益整合动力,并且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奠定了结构性基础。创新之处可能在于抓住了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问题,从社会政策视角进行了回应。     

全民基本收入与全民基本服务——当代两大社会政策思潮的比较与论争

社会政策旨在以集体方式来干预个人问题。21世纪以来的金融风暴、技术变革、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疫情等诸多世界性事件都预示着人类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和充满不安全感的生存环境中,并导致全球贫困与不平等现象的恶化。那么,如何通过人类社会的集体行动来增加个人的安全感并减缓贫困与不平等呢?对此,基本收入与基本服务理念做出了回应。前者强调21世纪经济体系结构性变化中的缴费型社会保险式微而无法给人们提供经济和社会安全感,因而需要提供覆盖全民的、作为权利的基本收入;后者则突出因战后所形成的普遍服务理念与政策的衰落而导致的对人们共同需要满足的忽视,因而提倡通过全民基本服务的方式发挥集体责任来满足人们的共同需要。基本服务概念与基本收入概念相伴而生,但是它们源自不同的理论脉络与社会压力,因而各有其主张和理论依据,不过两者并不完全冲突。本研究试图梳理、考察和比较这两种新的社会政策理念与计划,以丰富中国社会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     

政策脱节中的政府行为机制——基于深度贫困县L产业扶贫过程的案例分析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围绕连片特困区L县的产业扶贫政策执行过程,旨在探讨县域内产业政策执行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县域产业扶贫既是回应县域产业转型的客观行动,也是顺应地方考核的政绩冲动,由此造成“脱节”现象。(2)政策执行中,县委县政府试图运用“超常规施压”和“超常规问责”的双重压力机制推动政策实施;而乡党委、政府以及县直部门则在双重压力机制下陷入三重困境,并引发策略性应对机制;乡政府为了走出困境将扶贫压力向村两委传导,引发村两委干部的选择性阐释机制。(3)政策执行中的多重行为差异根源于政策本身的缺陷、政策执行者的风险规避和自有余地以及行政体系运作特征与乡土社会运作模式的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