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考辨

《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初刻本大约问世于万历四十五年以后。在初刻本问世前的二十年,已有抄本流传于世。从现有史料看,国内外的《金瓶梅》研究专家都认为,《金瓶梅》出现在人世间的第一个信息,是由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中透露出来的。现将此信抄录如次: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吴晗对《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

《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包括其门人),这在明清两代信奉者甚多,已成公论。但是,到了现代,“王世贞说”遭到了鲁迅、郑振锋、吴晗这些名重一时的大学者的否定。鲁迅与郑振铎的否定,并没有对“王世贞说”构成多大的威胁。吴晗先生则不同,他的否定是建立在严肃详尽的考证基础上的,可谓是对“王世贞说”的“致命的一击”。吴晗的结论为不少学者、包括郑振锋先生在内“靡然风从,群相应和”。自此以后的60多年间,人们开始搜索新的目标,“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王稚登说”等等便应运而生。应该说,这些研究都是很严肃     

审美修养与精神文明

从美学上探索审美修养、审美教育等问题,使美学有助于造就一代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对此作些探讨,以就教于读者. 党中央曾多次郑重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     

《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

《金瓶梅》是文人创作还是艺人集体创怍,这是当前关于《金瓶悔》成书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将《金瓶梅》成书的素材来源考证清楚。为此笔者已写有《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金瓶梅>抄引戏曲考探》等论文,本文则就《金瓶悔》抄引话本小说问题作一考探,并对《金瓶梅》的成书问题发表些浅见。     

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二十三说

《金瓶梅》作为一部伟大的奇书,作者属谁,至今不明,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为研究计,笔者查检了多种史料,将古人与今人的《金瓶梅》作者之说一一拈出,计得二十三种.现大体按时间先后一一开列于次,以备考稽.一、绍兴老儒说明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第979条曰:"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     

袁小修何时见到半部《金瓶梅》

《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它的早期流传,与我国当时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首领袁中郎、袁小修兄弟,具有密切的关系。袁中郎的《锦帆集.思白》,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最早透露了《金瓶梅》抄本传世的信息。但是,这两个信息出现在什么时间,目前国内外学者的考证结论几乎都是错误的。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云:“《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美国学者韩南先生、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认为,是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笔者通过考证认为,是信写于万历二十三年秋。这就是说,《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而非万历二十四年。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鲁迅《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鲁迅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的高度,用近代小说观念,将《金瓶梅》准确定位为"世情书",具有开创性意义。他运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但对性描写本身的评价,则有失于平庸。他将《金瓶梅》早已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打破权",归之于《红楼梦》,有失公允。他对《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认定是错误的。他仅用书中的"山东土白"四字,对《金瓶梅》作者"决非"是"南方人"的判断,则有失于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