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

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定量方法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的基本发现是,频繁的流动和工作更换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群体特征.虽然起初的流动更多地是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并不是每次流动都是针对原有起点的一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轨迹,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因而,流动虽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动态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留守儿童及其社会化

当前研究关于留守儿童和亲子分离的认识基本上都是截面静态、共时态和结构性的,忽略了留守儿童及其农民工父母的动态生命历程,尤其是父母流动和儿童自身流动这两个更为复杂的维度.将这两个维度纳入到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之中,意味着留守儿童研究的对象、问题及其分析思路都需要改变.因而引入动态生命历程视角对于考察留守儿童与亲子分离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可以克服静态的定量调查及其分析所面临的桎梏.在动态生命历程视角下,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呈现一种“反埃里克森定律”的现象,应引起学界乃至社会的高度关注.     

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

根据农村70岁以上老年人的口述史资料,可分析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土地集体化之前、50—70年代土地集体化时期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家庭生产与生活情况,以及这三个时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型并不是由西方传统意义的工业化促成的,作为1949年后国家早期工业化策略的农村土地集体化彻底改变了传统家庭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改变了父权制度下的代际关系与结构,进而启动了家庭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这一解释有别于经典的家庭变迁的"现代化理论"。     

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

针对既有留守儿童研究把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整体,忽视留守儿童内部可能存在的差异性特征,本研究从分离的形式、时间、空间、时机等多个维度来还原具体的亲子分离模式,并藉此考察不同模式的亲子分离在劳动负担、自闭倾向、厌学情绪、学习成绩和主观幸福感五个方面对留守儿童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上述五个方面,不同模式的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所产生的影响呈现出差异。特别是,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效应,与母亲分离显著影响儿童的自闭倾向、幸福感等主观方面,与父亲分离对儿童的学业表现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些论点深化了目前有关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对农民工的家庭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转型期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因素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数据,基于因子分析将社会信任区分为强社会联系、一般社会联系和弱社会联系三个不同维度的信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资本对上述三个维度的信任均没有显著影响,这否定了王绍光等人的新理性解释模型,说明信任不是个体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市场化对强社会联系的信任没有影响,但是对一般社会联系和弱社会联系的信任均有显著的影响,但信任度提高不大。这说明市场化扩大了人际信任的范围,有利于提高整体社会的信任度。研究结果还表明,无论是熟人间的社会交往还是社团性的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都有显著的影响,且影响较大,这表明社会信任正是在社会互动中生产出来的。人际交往的范围扩大和频率增加,有望提高整体社会的信任度。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基于上海市徐汇区社区社会组织"绿主妇"的个案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社区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在大量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中,性别视角很少得到关注,这与社区中活跃着大量的女性群体的现实不符.基于上海市徐汇区"绿主妇"这一由女性主导、致力于社区生态环保的社会组织的案例研究显示,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变为女性开辟了充足的参与空间,而女性以其特有的性别角色优势、不可替代的特质以及柔性的工作策略等,也改变着社区治理的格局.在这种双向的促进中,女性成功进入社区、获得权力并对社区治理效果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使得女性群体从社区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     

“同类相斥”?——中国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问题

本文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考察了中国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问题.结果表明,越是处于城市上层的居民,越对外来人口表现出亲和与宽容倾向,两者之间的主观社会距离越显接近;越是城市下层的居民,反而越表现出排斥倾向,两者的主观社会距离也越显疏远.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同类相斥”悖论,即,同质性程度越高、越是属于或接近于同一阶层地位的不同社会人群,他们之间就越呈现出疏远和排斥倾向.本文从利益相关论和制度构建论的角度对此种现象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讨论.     

中国城市女性职场权力获得:通往国家与市场的二元路径

本文利用CGSS2006的数据尝试建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城市职场的性别权力模型。国外关于女性职场权力获得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视角出发的:即基于家庭责任的理性选择视角,以及基于职场性别结构的工业主义视角。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制度区隔的视角。研究发现,在通往中国城市职场权力的道路上,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女性的权力获得存在国家与市场的二元路径,具体而言,在通往市场单位的权力之路上,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不过在通往国家的权力之路上,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性别的差异不再显著。本文认为,这是因为通往国家单位的权力道路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平等意识形态的保护,而市场单位的权力路径则不受此限制。这表明制度区隔视角对于中国城市职场的性别权力获得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探析

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是数字社会社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技术能够成为传统社区治理创新甚至变革的重要驱动力，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嵌入社区场域的底层逻辑存在偏差，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场域尚未实现真正的赋能，针对社区治理的赋能只浮于表面或只限于部分领域，甚至没有赋能只有“负能”，对社区治理的赋能实际成为社区在数字化转型板块的新增任务，并没有成为推动社区发生变革式增长的驱动力量。为此，实现数字技术对社区治理的有效赋能，就要实现数据开放与共享，发挥技术整合资源的真正价值；秉持以人为本动机，提升居民治理的主体地位；明晰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的兜底和保障作用；激活多元治理要素，提高协同治理的层次与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