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均田农户生计考察——基于制度运作实效的解读

通过对唐代均田制的考察发现,均田制度设计与运作实效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均田农户实受土地只有40唐亩左右,尽管与实际耕种能力相适宜,但是由于承担的仍是100亩土地的赋役标准,造成农户负担异常沉重。传统社会无法提供均田制扎根生长的土壤,统治者的阶级属性和剥削本性决定了农户生计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态,这就很难把均田农户固化在土地上,所以看似合理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只是一个陷阱,得到的是双输的结局。     

大学生“村官”制发展阶段研判及现阶段发展路径展望

通过具体剖析和考察要素条件、需求状况、管理机制设计、相关及配套制度等四项主要决定因素,对大学生村官制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研究,认为大学生村官制的发展要经历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价值驱动阶段。在对各个阶段特征的把握以及对现阶段发展状态评断的基础上,得出我国大学生村官制仍处于要素驱动阶段的结论,并指出针对此阶段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可以通过高校、政府和村官三个主体维度的建设和完善,提升大学生村官的发展力。     

历史时期西南民族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和发展态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西南民族地区长期以来亦饱受自然灾害困扰。通过史料的整理和分析发现,旱灾、洪涝、冰雹、大风、冰雪冻害等为西南民族地区排位前列的主要灾害类型,并且历史时期其发生频次呈现逐年加快的发展态势,各主要灾种在云南、四川、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广泛分布,其中云南为灾害最重区域,而贵州相对最轻。现代科学技术支撑下的防灾减灾体系并没有扭转灾害愈演愈烈的演变趋势,是故在新一轮扶贫开发进程中,必须寻找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应对方案。     

武陵山区农村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基于2014年湘西7.15特大暴雨洪灾的考察

武陵山区新一轮扶贫开发面临很多掣肘因素,灾害问题是为其一.尤其是作为主要承灾体的广大农村地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更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以湘西7.15暴雨洪灾为个案,对其灾情灾况进行实录,进而考察武陵山区暴雨洪灾的历史变迁,发现这一灾种其实由来已久,并逐步呈现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尽管该地区具有长时段应对灾害的切身经历以及技术、经验的累积,但在防灾意识、减灾运作、灾害救助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基于此,分别从防、减、救三个环节为武陵山区农村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和改进方案.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986-2006年研究生生源情况分析与思考

从生源的总量、性别构成、年龄、毕业学校、推免生录取等方面分析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986-2006年硕、博士研究生生源情况。结果表明，20年来生源稳定增长；硕士生中女性生源增长较快，生源逐渐年轻化，应届生生泺增幅较大，本校生源仍占很大比例；博士生中女性生源亦有大幅度增长，生源年龄有所增高，考生来源仍以本校为主；推免生录取人数逐年增加．所占录取总人数的比例仍然偏低，特别是外校推免生生源严重匮乏。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科学规划发展规模和速度，确保研究生教育规模与培养质量的和谐发展；改革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加大复试权重，注重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生源的选拔，提高生源质量；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校际交流，多渠道吸收外校优秀生源，改善“近亲繁殖”现象。     

唐代的灾荒与人口流迁

历史时期的灾荒与人口流迁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任何忽视这一点的相关研究都不足以完整把握古代人口流迁的状况。唐代的自然灾害具有频次高、灾种多、波及广的特点,并且常常引发民生危机。由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盘剥和压榨,小农家庭承灾能力十分脆弱,政府的救助也只是杯水车薪,加之吏治腐败造成的“人祸”进一步放大了灾害的破坏性,灾民往往走上破产流亡的道路。唐中叶以后,战乱割据、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等严重削弱了民众的防灾抗灾能力,越是唐后期灾荒越是严重,人口流迁的规模也愈演愈烈。灾荒对唐代的人口流迁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并且在其发展     

共生与变异:唐代国家和均田小农的关系演进

国家和均田小农的互动和博弈是贯穿整个唐代前期社会的一条主线.均田小农与国家政权相伴共生,并在其精心培育下迅速崛起,成为大唐帝国赖以发展和勃兴的依靠力量.由于均田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存在巨大落差,导致农户生计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也就决定了很难将其固化在土地上.唐王朝与均田小农的蜜月期并未维系多久就发生了变异,迫于生计的均田小农大量破产逃亡,尽管国家不断通过大规模"检括"行动表达维护既有制度体系的强烈愿望,但均田制的瓦解已呈不可遏制之势.两税法的颁行正式宣告均田小农阶层的解体,国家也以之为起点开始了新的乡村治理方式的探索.     

历史时期中西农业技术比较研究——基于两种模式的探讨

农业技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方法和手段,并且为农业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发展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资源禀赋状况的差异,历史时期中西方农业技术发展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逐渐形成了以“节约土地”为核心的精耕细作的发展模式,欧洲则产生了以“节约劳动”为特点的农牧并举的发展模式。前者的高度拓展在取得阶段性开发成果的同时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后者由于发展水平的制约并没有取得像前者一样的开发成就,但却弱化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农业技术模式的路径依赖,是阻碍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欧洲则突破了技术发展的桎梏,发生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     

脱贫民族地区韧性乡村建设:逻辑、测度与进路

基于脱贫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所处的战略意境、风险环境和问题情境,以生计韧性、产业韧性、生态韧性、文化韧性、组织韧性五大要素构建韧性乡村评价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2011—2020年大湘西地区韧性乡村建设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研究发现：样本地区韧性乡村建设水平持续提升并呈现阶段性特征,“十三五”时期提升幅度较为显著;各维度韧性贡献力呈不均衡发展趋势且建设水平差异明显,文化韧性、生计韧性和产业韧性是推动韧性乡村建设水平持续提升的主要动力源泉;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以“芷江侗族自治县-中方县-溆浦县”一线为分界线且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脱贫民族地区应厚植内生性韧性治理理念,构筑高质量韧性乡村要素体系,完善多元化韧性乡村系统功能,打造一体化韧性乡村空间协同机制,促进韧性乡村建设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