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经验教训谈学风文风问题

一个时代的学风文风状况,不但反映着学者文士的精神风貌,而且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道德风尚的趋向,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等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人民生活的文明程度、健全程度。当前,学风文风问题已引起学术界、教育界及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与学风文风问题相关联的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问题讨论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复旦大学王运熙等先生从不同角度、不同经历对学风文风问题进行讨论,对目前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在学风文风问题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具有较强的针砭价值和一定的参考意义,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党的四代领导集体代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是优良学风文风的典范。要使党的优良学风和文风能够在全社会得到发扬光大,我们知识分子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从我做起,同样保持作为知识分子的先进性。本刊特发表李士金博士对复旦知名学者王运熙、黄霖、陈允吉、宗廷虎、姚福申、杨明等的访谈录,以飨读者。     

简册与龟册辨

讲起“典册”,人们马上就联想到,这是—种由竹简编联而成的集合体。“典”这个字,篆文的形态为“册在兀上”(《说文》),甲骨文的形态系双手捧册,可见其原始含意应是受到重视的册。上古的文字,附加成份多一些或少一些都无所谓,所以,“典”、“册”两个字最初很可能就是一个“册”字。关于“册”字的解释,唐代贾公彦在《仪礼·疏》中说:“简据一片而言,册是连编之称。”宋代程大昌讲得更加简洁:“联简成册”(《演繁露》)。言下之意,凡是典册都是编简而成的简册。     

喜见编辑史研究新成果——评《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

喜见编辑史研究新成果———评《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姚福申（作者：姚福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市２００４３３）中国是首先发明造纸和印刷术的文明古国，因此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书籍编辑活动的规模与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卷帙浩繁的百科典籍，孕育...     

对刘向编校工作的再认识——《战国策》与《战国纵横家书》比较研究

(一)研究刘向编校工作的新设想有关刘向父子校书编目的研究文章,随处可见。这不仅因为他们把西汉以前的文史典籍作了一番全面而有系统的整理,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相对说来,虽然已事隔二千余年,直接和间接的资料都还比较丰富,给研究者带来不少方便。清代的辑佚大师们为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做了大量的工作,唐宋类书和其他古籍中有关资料均已搜罗殆尽,至于《汉书》中有关刘向父子的史料更为大家所习见。现存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