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古代中国婚姻法发生问题驳议

古代中国婚姻法发生在战国早期,法制史教材讲婚姻法从商周时代开始的作法不够严肃。云梦秦简中关于结婚、离婚和家庭问题的三十多道条文,才是真正的婚姻法律。婚姻法是春秋以来社会变革的产物。礼坏乐崩之后,华夏社会要求法律向民事领域——包括婚姻家庭领域拓展,聚族而居生活方式的打破,个体小家庭变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原始群婚遗俗进一步被涤荡,又为婚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于是才有婚姻立法的事实发生和婚姻法律的正式出现。     

先秦儒家王道释义

“王道”是古代的一种社会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值得深入研究。过去,论者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这个学说的传播及其流弊上,对于它的发生问题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这样的研究是不够的。为了全面把握这个学说的思想实质,本文打算围绕王道产生的一些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以期拾遗补阙。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司马迁贫富观的历史考察

司马迁认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能,反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人为干预。他从道义上谴责“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现象,却又默认了贫富不均的现实存在。他蔑视权贵,同情穷人,同时对富有又有点渴望。他表彰本分致富,却又不赞成严禁奸富。与其不朽著作《史记》一样,这种矛盾的贫富观也算得上一家之言。社会结构的转型,地主封建制度在和平环境中的迅速发展和充分演示,为这种贫富观的产生准备了基本的社会条件;而司马迁那拮据窘迫的尴尬人生,则又为他对贫富问题的反思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史家的视野,书生的执著,浓郁的忧患情结,则把这种思考引向了深入。时代、社会和个人三重因素,造就了司马迁那丰富而独特的贫富观。     

中国早期监察学说初探

商鞅学派和韩非子的监察学说,属于中国早期的法学、政治学理论范畴.本文阐说了这一学说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剖析了它的基本内涵.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封建政权正处在结构转换的阶段,为解决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逐步形成了以御史衙门为标志的封建监察制度.法家学派论证了确立监察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为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出谋划策,有些观点是颇有见地的.法家监察学说的诞生,顺应了地主阶级以法治代替礼制的时代潮流,然而,其学说在根本宗旨上的失误和关于监督机制的某些狭隘看法,明显表现出阶级偏见和历史局限性.     

老庄学派理想社会模式的再探讨

老庄学派理想社会模式的再探讨姜建设对于老庄学派理想中的社会模式，前人作过一些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总起来看，这些研究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仍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本文打算在全面剖析老庄学派社会模式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也对其思想归属及其评价问题提出...     

古代中国的环境法：从朴素的法理到严格的实践

古代社会的环境禁忌体现着保护环境的朴素法理，它们虽然属于社会习俗的范畴，但却为环境法的发生作了准备。到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激化了环境矛盾，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生活资源日见匮乏，有识之士纷纷呼吁采取保护措施，这种呼吁最终转化为政府行为，环境保护以法的形式被肯定下来。这个过程可能是在商鞅变法时代完成的，到战国末年，秦国的环境法已初具规模，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对此可以作证。     

先秦诸子“托古”的史学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托古之风第一次兴起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淮南子·修务篇》载当时“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诸子立论往往要打着先王的旗号,先是尧舜,以后又排出五帝和三皇的系统,形成了以大谈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等人为主要内容的托古之风。对于这一时代风尚,前人往往只看到托古改制这一面,而忽略了它的史学意义。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是一个神人递嬗的重要历     

“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

“三言”“二拍”着力刻画市井百态,商人生活是冯梦龙和凌(氵蒙)初关注的焦点之一。它们反复渲染经商不易,明确表达了两位作家对于商贾生活的理解和对商人命运的深切同情。其中所描写的商人,尽管全国各地都有,但要角无疑是徽商,5部短篇小说集画出了他们的各种形象。这一个个艺术形象,映衬出一幅明代商人、尤其是徽商生活的多彩画面,这幅画面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商人是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人,所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形象,正反两方面角色都有,但正面人物明显居于多数,徽商中不乏正人君子,对于研究冯梦龙和凌(氵蒙)初的思想,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     

在反欺诈中提升:春秋时代对于诚信的体验、认同与诠释

春秋时代的大变革和大国争霸,为欺诈肆行提供了社会条件;一次次上当受骗之后,华夏社会发起了反欺诈行动,诚信观念从中被实践、总结和提升起来。就国家层面而言,如何取信于天下和取信于民,是春秋时代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反对短期行为,主张从长远处看问题,呼吁国家无论大小都要以诚相待,大声疾呼国与国之间的互信。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民保于信”,“民无信不立”,信誉是聚拢民众的先决条件。背信弃义就会丧失民心,没有民众的支持就会失败。春秋时代所主张的个人诚信,基本内涵为个人对国家诚实守信与一般人伦上的互信两个层次。华夏社会赞扬诚实守信,谴责欺诈行为;呼唤君臣之间、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把守信看作立身的根本;“守命共时”,不做非分之想;要求人们“信不叛君”,守信“以卫社稷”,把守信与爱国联系起来。孔门师徒在总结这些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取信于神明是春秋时代诚信观的另一个侧面,祭祀和盟誓都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取信于神”的旧瓶子被装上了“取信于民”的“新酒”。轻亵祭祀和肆意渎盟事件时有发生,鲜明地表征着华夏社会的主体性自觉,这是春秋时代诚信观念提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春秋时代的诚信观,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