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水灾与社会风险——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的史料观——解读1928～194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在研究模式、方法、体制以及理论方面多所创新,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学术群体的关照和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史学理论的角度,对该群体的史料观念进行解析.文章共分三部分,首先从宏观上论述史语所学者治史中的共性;其次通过对《史语所集刊》的解读,从微观上剖析、归纳出其史料观;最后评述史语所在求实、创新的观念支配下所取得的史学成就.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农村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瓶颈 ,如何理解农村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的关系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2 0 0 2年 5月 3- 6日 ,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日本神户学院大学大学院人间文化研究科、华东师范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来自日本神户学院大学大学院人间文化研究科、日本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河北、湖北等地的 5 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的丁宁宁部…     

论“国亡史成”

“国亡史成”作为一种正史修撰制度,正式确立于唐宋之际;但是,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则由来已久。本文主旨在探讨这一观念的缘起,以及由观念而制度化的具体过程。1　　“国亡史成”作为一种明确的历史观念,较多地被提出大约是在宋元之际,蒙古灭金以后。著名儒臣刘秉忠向元朝当局建议修撰《金史》的一份奏折中写道:“国亡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1金朝遗民、著名学者王鹗,在金亡后仕于元朝,也曾上奏建议修撰辽、金二史,并奏言:“自古帝王得失兴废斑斑可考者,以有史在……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     

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其学者向以“史料学派”而著称。在国家罹难、民族受侵的多事之秋,他们各以其长,用“心力救国”,从不同侧面、层面在学理上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寻找深层的精神资源支持。于是,就有了“抗战史学”。本文即以《史语所集刊》(1931～1945)为线索,借以探讨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的关系、结构及功能。     

1931年江淮大水防疫机制探析

1931年江淮大水发生后,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与国家防疫机构合组灾区卫生防疫组。从医疗防疫资源的动员与整合、防疫布控格局的构建、医学与公共卫生管理的结合运用等方面,探索新的救灾防疫体制、机制建设,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     

从1931年江淮大水看民国时期水灾与社会风险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本文主要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1931年大水灾与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

1931年江淮大水之后的粮食调控,彰显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诸多要素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灾区粮价,中央政府则从源头和大局的角度对地方的粮食流通进行宏观调控,并对粮食的运输给予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最终,政府借助于行政和市场两只手,有效缓解了灾区粮荒,稳定了灾区的社会经济秩序。     

试析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制约及其影响

人民公社时期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使得农村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比例失调,劳动力剩余积淀严重。在国家采取的严格限制农村居民流向城镇的户籍制度的约束下,中国农村社会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僵硬的身份壁垒和极低的社会流动率。国家禁止农户向城市自由迁居,严格限制农民异地活动。不仅城乡之间的界限难以逾越,就是农村的不同社区之间,这种身份壁垒也是长期存在的。对所有的农村人口来讲,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公社社员。除联姻、过房、承继等情况外,这种社区身份也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不仅人员流动极难,其他社会资源的流动也同样如此。农民不但不能携带自己入社时的土地和耕畜退社,而且,甚至不能携带他自身退出这种体制。整个20世纪70年代,在人民公社化制度下,农民没有分化,没有流动,没有迁移。人民公社窒息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性,抑制农民作为"经济人"的冲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