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的解放辩证法”的法律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启示与限度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总体上具有四种倾向：对苏联模式的法治反思；对超越自由主义模式之实质法治的探求；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代阐释；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学院主义。依照与历史唯物主义相适应的“人的解放辩证法”,法律发展遵循着“情境-普遍主义”的逻辑：法律具有以促进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为旨归的政治哲学承诺，同时这种政治哲学承诺又具有基于具体社会历史实践的制约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一大启示是，马克思主义要积极回应“卢森堡-诺依曼问题”,即在民主法治的观念和制度平台探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但其学院主义倾向明显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实践约束条件相抵牾。     

试论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从萧功秦和姚中秋的相关论说谈起

“中道”是相对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言的。政治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是既定政治秩序,文化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则是特定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既定政治秩序是反传统的、基于“党国一体”政治架构的国家主义,本身集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一身。以此为参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既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极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刚性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倾向。萧功秦的“中道理性”论是一种“政治中道论”,试图超越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姚中秋所谓的“寻找中道”是一种“文化中道论”,试图主要超越（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刚性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的政治可行性,但却悬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努力方向;后者具有较大的文化可欲性,但却在根本上缺乏政治实践关照,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应当遵循“萧－姚律令”,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亦要具有政治实践关照,并切实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开展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探究。     

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司法理念的法理建构

我国司法理念的构建必须理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具体包括:司法定位的社会性和权利性,司法立场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司法过程的程序性和经济性,司法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多元现代性与“民主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发展逻辑

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从“政治系统”到“找回国家”、从“单一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从“宪法工程学”到“民主社会学”的理论转向。为了给非西方国家“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性提供充分的想象和探索空间,应秉持一种兼具整全性和规范性的多元现代性论说——其中,整全性和规范性分别确保了多元现代性的民族性特色和现代性底色。与此相适应的“民主社会学”主张：把政治秩序的社会情境依赖与社会共识基础结合起来,把握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把民主秩序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把握现代民主秩序的运行。由此,现代政治发展主要包括国家建设、民主建构、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等四大基本议程。     

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邓正来先生的终身关怀及其思想与实践

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堪称邓正来先生的“终身关怀”.他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的思想,同时强调国内向度的学术规范化和国际向度自主于“西方文化霸权”,并遵循这一思想推进自己关于“中国社会秩序之正当性和可欲性”的学术研究,及作为学术组织者对学术刊物、学术平台、学术机构、学术丛书和学术活动的组织和策划.现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现的基于“科学化”的学术国际化趋向及“智库化”趋向,彰显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回应这些问题既要超越邓正来的相关思想,亦是对其历史贡献的学术承认.     

“后习俗”的道德意识与商谈合法化——哈贝马斯对科尔伯格理论的社会进化论“转译”

科尔伯格个体意识道德发展理论认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道德发展中相继经历了前习俗、习俗和后习俗三个层次,并在后习俗层次形成了基于原则的、普遍主义的道德意识。哈贝马斯早期以自我发展与世界观发展、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个体道德意识与社会之法律和道德意识结构这三个可以相互阐释的＂同构性论据＂为基点,将科氏的上述理论＂转译＂为一种社会进化论学说,进而为其后期的商谈合法化（商谈民主）理论奠定了社会理论基础。     

文化认同与道统重建 ———一种基于社会转型的社会—历史分析

基于对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现代性＂和＂中国文化认同＂的社会—历史分析,即通过恢复现代性自晚清以降作为一波三折的＂历史事件＂的面目,可发现＂邓正来问题＂把握住了当下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和＂道统缺失＂的时代病症。由于当下中国正当化压力与认同危机并存,我们应当塑造可以回应正当化压力的文化认同,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部分西方传统之间形成＂杂合性认同＂。文化认同的重建应当遵循＂两邓两晖律令＂,既不无条件地回归传统,也不无反思地诉求西方,建构梁启超意义上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之间的＂新文明＂。     

论哈贝马斯商谈合法化理论的社会理论逻辑

在其《沟通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通过"合理化命题"和"殖民化命题"对其早期的"合法化危机"论说进行了重述,并初步展现了其后来的商谈合法化理论的问题意识和内在理路。在其《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哈氏通过将"生活世界"转化为更具政治性的"公共领域",并通过将"沟通行动"转化为"沟通权力"以及将"行政系统"转化为视野更宏大、包含着"合法化系统"的"政治系统",最终建构了一种将合法化理论与民主理论融为一体的商谈合法化理论。     

“沪上著名文科学报主编暨出版社总编评议上海学术”2012年度学术论坛

2012年3月31日,"沪上著名文科学报主编暨出版社总编评议上海学术"2012年度学术论坛在复旦大学"通业大讲堂"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举办。继去年首次邀请了国外、沪上、沪外著名学者对上海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进行学术评议后,主办方今年特别邀请了近30位沪上著名文科学报主编及出版社社长(总编)对2011年度本单位的知识生产状况进行了评议。主办方认为,作为知识生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