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永政论及其“党附王氏”平议

谷永,字子云,西汉后期著名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政论,敢于指斥皇帝的失德行为,其切直与当时的宗室忠臣刘向相比,毫不逊色.但前人每以谷永“党附”外戚王氏,对他评价甚低.班固断言谷永“专攻上身与后宫”,是由于“党于王氏”,“自知有内应”,已属贬讥.而常作惊人之语的明代学者李贽更斥之为“该杀”、“一派畜生”。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谷永的评介,较为宽容,肯定了他的政论有救世之效,但对“谷永之心”仍严词苛责.流风所及,谷永一直被罩于道德史论的贬责之中.     

汉代士人“移风易俗”理论的构架及影响

汉代士人“移风易俗”理论的构架及影响孙家洲邬文玲早在先秦时期，风俗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仅有对各地的物产、方言和音乐等各种外在的、有形的风俗事象的记录，而且出现了某些片断的、但却是导夫先路的论俗之见。尤其是儒法两家着眼于风俗的作用及其与政教、法令...     

论河洛古俗对东周秦汉社会风貌的影响

论河洛古俗对东周秦汉社会风貌的影响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与风俗。它一经形成，就具备较为稳定的性质，可以长期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特别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地域的风俗，对特定时期的全国局势的...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家与法家“忠孝”伦理思想述评

“忠”与“孝”是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念。春秋战国之际,“忠”由处理人事关系的一般准则,演变为臣对君的伦理道德;“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伦理道德,形成时间早于“忠。”周予同先生曾提出“孝”源于原始的“生殖器崇拜”之说。“孝”与血缘关系、宗法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春秋以降,随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渐趋瓦解,官僚政治的逐步形成,“孝”的伦理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忠”的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先秦诸子曾就“孝”与“忠”的关系问题,展开争论,特别是儒家和法家的“忠孝”伦理思想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问题上:     

天子·霸主·诸侯——春秋霸政研究

一部春秋史,主要是强国争霸史。正如南宋学者叶适所说:“故《春秋》因诸侯之史,录世变,述霸政。”对霸政的研究可上溯到战国时代。孟子较早地把“霸政”理解为与“王道”不同的政治文化,“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其后,荀子著有《王霸》篇,继续探讨王道与霸政的关系,得出了“义立而王,信立而霸”的结论。从此,“王霸之分”成为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有影响的命题。本文拟从天子、霸主、诸侯关系入手,对春秋霸政的一个侧面进行探讨。     

从内黄三杨庄聚落遗址看汉代农村民居形式的多样性

三杨庄遗址发现了汉代房屋,其特点是每个庭院都是独立的,互不相连,这与传世文献所定型的汉代农村印象有相当的不同。解释这种不同,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认定传世文献对汉代农村居住形式的记载不完备,而把三杨庄遗址所见的庭院现象视为文献漏载的汉代民居的典型形式,以此可以要求重新改写关于汉代里居的既有含义;二是把三杨庄遗址所见的庭院现象视为特例,不把它视为汉代的典型农居。贾让《治河三策》在开篇处谈及:汉代一部分农夫,在原来黄河堤内的滩地上,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而且是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如果我们以贾让所说的新起庐舍来观察和分析三杨庄遗址的房舍—农田的总体布局,似乎疑问可以豁然开释:这里不是汉代的寻常农村,而是在黄河滩地新垦殖区出现的新起庐舍。而传世文献所描述的闾里民居,对应的是贾让所谈及的城郭旧居。如此认识三杨庄遗址的性质,并没有降低其历史文化价值,而是更加拓展了它的研究空间。     

东汉光武帝平定“彭宠之叛”史实考论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之业"始于经营河北.而对渔阳郡的争夺,构成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两汉之际,控制渔阳局面的彭宠,先归附更始政权,后来又投依"镇慰河北"的刘秀.彭宠所派出的渔阳精兵,与上谷太守耿况的军队,实为刘秀经营河北的核心军事力量.但是,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二月,彭宠却起兵造反,挥兵进攻幽州牧朱浮于蓟.这与同年正月发生的真定王刘杨谋反之事,先后相继,对刘秀经营河北大业形成了极大冲击.刘秀在处置彭宠之叛时,表现得十分宽容,甚至几近柔软寡断.分析从缓处理的原因,可能是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作出的姿态.因为彭宠之叛,并非出自彭宠的初衷,而是出自刘秀亲信朱浮的刻意逼迫.当时人对朱浮的"生事"之攀,多持非议.素以信守道德自我标榜的刘秀,在处理彭宠之叛时,势必顾及舆论评价.当然,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刘秀也有刻意作态的必要.刘秀的"中兴之业"由此显现出"道德战略"与"兵事战略"并重的特色.这是汉光武帝与汉高祖经略天下的大异其趣之处.     

一部研究鬲与鬲文化的煌煌之作——读鬲向前、鬲江慧《鬲与鬲文化》有感

我与《鬲与鬲文化》一书的作者鬲向前先生素昧平生,由于一位学界好友的推介,我有机会在他的这部著作出版之前,读到了这部凝聚着作者多年心血的书稿。我很珍惜这种"书缘"。读后有所感悟,愿与读者分享点滴心得。据本人的闻见所及,本书是第一部对"鬲与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