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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底,我从江西一个山沟沟里调回北京,结束了三年零一个月的“五七战士”生活。学院“文革”中被撤消,并没恢复,我是沾了妻子的光才回来的。她是医生,我是汉语教员,这证明我小时候父亲要我长大当个“科技人员”是高瞻远瞩的。这一年我39岁,正是父亲去世的年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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