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戴礼记》传习考

隋唐之际,随着《五经》新疏的确立,《大戴礼记》被冷落的命运已难以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大戴礼记》所见更多的是征引和利用,如议明堂制度、新修历法、改造皇家制度等。但隋唐《大戴礼记》的传习情况也表明,这一时期《大戴礼记》传本并非仅有司马贞所说的三十八篇本,或者另有传本,其中应有不见于今本的《祭法》、《曲礼》等篇。     

宋元时期江苏官学教育考论

就江苏历史而言,两宋和元代是一个大动乱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均受其影响。但在战争间歇期,江苏教育仍有较大的发展;在教育的某些方面,江苏仍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如江苏率先突破五代乱绪,重建地方官学教育系统,并由此带动了北宋初期全国教育的大发展。     

“学而”记疑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学”应是动词“学习”。《论语》“学”共有66处,大多作“学习”解。以“学习”解读“学而时习”,更有助于把握《论语》的主旨:人贵在学,学贵在道、在取友,取友贵在忠恕,忠恕之道贵在教,“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阶级、阶级出身、阶级立场--学习近现代思想史札记

一个人终其一生,所属的阶级、阵营往往变化,思想也往往变化.而思想尤其政治思想一与政权结合,便更多地受到政权的影响.因此,阶级立场受到阶级、阶级出身的影响,但更多地是与政权的距离而定.     

《学记》“石化”的比较考察

《学记》被称为"教育学的雏形",却是"中国教诲观念的化石"。以朱熹和阿贝拉尔为例比较中西方的经学研究,以王守仁和罗耀拉为例比较中西方对于教育教学规律的认识和研究,以及比较我国南宋以后书院发展和欧洲早期大学合法化历程,"建制性基础缺失"应是《学记》"石化"的根本原因。《学记》所以"长不大",王阳明所以难挽衰世之弊,书院所以要皈依科举,缺少Logos、Law、Specialist、Religion的维护和支持应是关键。     

论清代的《大戴礼记》研习——兼谈传统经典与科举

清代是<大戴礼记>研究的高峰期.自戴震、卢文弨等相继校订后,有关它的专书研究和专篇研究佳构迭出.清代学者对<大戴礼记>的经典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挖掘,并有了新的认识,普遍认为不仅材料可补载籍之阙,可证传统经典笺疏,而且与早期儒家理念、与"三礼"相表里,尤其<曾子>十篇与<孝经>完全一致,地位远在<大学><中庸>之上.因此,<大戴礼记>作为儒学经典的地位不容置疑,历代以来将其视为正经附录的做法颇失公允.也正是因此,宋代以来有关<大载礼记>"列为十四经"的说法,有无史实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十四经"之一,受到重视和表彰.借助科举这根指挥棒,<大戴礼记>逐渐受到士子的关注,有关它的基础性知识也逐渐得到普及.     

江苏宋代科举论略

江苏境内于宋代科举情况可以概括如下:士人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较多;录取名次较前者很多;境内南北差异较大,南方尤其苏、锡、常一带录取名额较多;"科场案"亦有所见。这些既激励着地方兴办教育的热情,又制约着地方学校的教育内容,同时也改变了部分士子的人生命运     

一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好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实践和运用》简介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植根于实践的土壤,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科学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自然也不能脱离实践。人民群众是这一实践的主体,如何使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四化事业中更好地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个现实的、迫切的问题——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陈晓明、刘祥林二同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实践和运用》一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很好的回答,这是一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好书。该书已于1991年10月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     

朱熹的《大戴礼记》研究

朱熹对<大戴礼记>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他对于<大戴礼记>的认识应是基于学术的直觉,具体成果体现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这是将<大戴礼记>融入到儒学经典体系之中,特别是礼学经典体系之中进行会通式研究的一次尝试.     

两戴生平及关系考

戴德、戴圣为从叔侄关系,戴德年长于戴圣,早于戴圣师从后苍学《礼》,有弟子徐良、桥仁;阳朔二年前后,先于戴圣而亡,桥仁改师戴圣。后苍弟子中,戴德、萧望之、冀丰差不多同年,而戴圣则与匡衡为同年人。两戴的学术活动应历汉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就学术地位和影响而言,戴圣较戴德要高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