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关于美的重新界定

传统的艺术观认为艺术是美的集中表现 ,一切艺术皆是美的。现代艺术的诞生 ,以无可争辩的艺术实践瓦解了以往的艺术本质理论 (最根本的瓦解发生在后现代艺术当中 ) ,艺术似乎无可奈何地成为不可言说的存在 ,完全成为一个“开放性概念” ,不需任何外界条件的证明。“凡是艺术都是美的”失去了概况力 ,“美”和“艺术”缘分已尽。这从康定斯基艺术个案中可以有分明的理解     

关于大学人文教育困境的思考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守护人文精神的场所。但同时,市场、科技理性等这些现代社会的标志性成果也在侵蚀着大学的人文精神追求,使其表现出功利主义倾向。现代性的悖论造就了人文教育的艰难处境。能否走出这个悖论,关键在于大学能否保持对现代性的警惕和批判。     

形式的意识形态意义——歌剧《白毛女》的艺术探险历程

<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一波三折.就民族新歌剧的形式创制来说,不啻一次艺术探险.在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关头,延安迫切需要一种民族新形式作为新文化的旗帜.由于文化人与意识形态话语诉求之间的隔膜或错位,<白毛女>的初次排演全面告败.在明确了"民族新歌剧"的意图后,重新调整的创作组尝试了各种形式,试图在民族化与现代化之间寻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张力,以实现延安新文化的目标.     

四十年代《讲话》精神在解放区的传播方式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的传播方式有三种,即文件政令方式、媒体宣传方式及座谈会方式。《讲话》在其出世伊始就以文件政令的形式宣布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媒体传播中,延安文人尤其强调了《讲话》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和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解说这两个方面,逐渐形成关于《讲话》的经典阐释。《讲话》通过不同方式的传播,其精神不断渗透到解放区以及解放区以外的各个地区,最终确立了它的权威地位。     

论《孟子》的意义阐释与经典建构

《孟子》的经典地位并非与生俱来，必须经意义阐释方可获得。在不同理论视阈下，《孟子》的主要命题被不断拓展、深化和转化。《孟子》中的经验性描述由此获得理论支撑，成为普遍原则，从而取得对现实人生的话语权。     

歌剧《白毛女》的叙事变迁史

《白毛女》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这种文化生产方式敞开了一个民主空间,为多种文化力量的对话和博弈提供了可能,从而构成《白毛女》叙事的复杂形态。《白毛女》的叙事变迁历程,就是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话语与民众话语之间对话与较量的过程。博弈的结果是,政治话语取得了叙事主导权,但这并不能封杀其它话语的潜在影响。     

在默契与游离之间——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并非同一的,二者之间存在微妙差异。前者是作家生命经验和内在文化认同的体现,是由内而外勃发的自觉追求;后者则是意识形态话语阐释的结果,是外在的文化解读,源于一种求证的话语需求。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是一种契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询唤与被询唤关系。艺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与形式上的创新追求,使赵树理的小说恰好适应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因而被推崇为一种＂方向＂。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使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游离,因而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     

想象与探索——大学语文的边界与版图形态

确立大学语文的边界与版图形态，需要处理好工具性与价值性、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等多种矛盾关系。大学生关于语文意义和边界的想象，透露出他们渴望超越工具性层面，获得意义关怀、培养世界眼光的愿望。大学语文的教材创新呼应了大学生的渴求，从叙事主题、叙事逻辑和叙事策略上重构了这门课程的版图形态。     

经典意义生成与阐释范式——试析《论语》阐释范式的流变

《论语》意义生成与阐释范式的流变密切相关。学术思潮的更迭,形成不同的理论眼光,阐释范式也随之变迁。由古文经学之考据训诂到玄学义理,由援释入儒到理学识断,由自家心得再变为精审考据,由今文经学之微言大义到援引现代学术思想释经,在不同阐释范式的作用下,《论语》的意义疆界得以不断拓展。不同时代的意义阐释,建立起《论语》的意义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历史关联,赋予《论语》对当下社会的话语权。由此,《论语》的经典地位被逐渐建构起来。     

《论语》意义生成的可能性与特点

《论语》“去情境化”的记录方式、“断定性”的文风所形成文本空白，激发了阐释者的阅读想象和求证冲动，为意义生成埋下伏笔。诠释者独特的理论视野为阐释提供了主导动力，从而发掘出文本的潜在意义，拓展了《论语》的意义疆界。语言的历史性则促生了以注疏为主的阐释体例，《论语》阐释因此表现出非系统性和诗化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