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康梁在国内的谋划活动

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是清末政坛的重要力量，在辛亥革命前夕积极谋划开赦党禁，试图回国掌握政治主动权与盘活海外党务，此意图最终反由其政治对手革命党促成。辛亥武昌战事爆发，康梁起初希望利用北军倒政府，同时差遣徐佛苏、麦孟华、蓝公武等党众秘密联络国内有实力的政治力量，后又力图持南北之外的“第三主义”，结果均落空，只得依违袁世凯、黎元洪之间。康梁在辛亥革命时期坐失机宜，其政见分歧又在梁启超回国的时机、策略问题上日益扩大与激烈，这不仅成为康梁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节点，而且对多年经营的海外党务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旧学与新制:清末提学使东游见闻与认知

如何把中国固有教育融入学堂系统,是晚清教育改制进程中的难题.1906年提学使东游事件,清廷的本意是提升出身科甲的提学使对学堂教育的见识,而提学使则从日本明治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出发,以新教育体制的执行者身份将这一难题再次提出.迄今为止."旧学"、"新知"与"新制"如何融通,仍然考验着国人的智慧.     

乾隆帝、学政与试律诗

乾隆年间,科举大小试增试五言律诗,其本意在于化繁为简,实现清朝储才与抡才的统一。然而,试律诗自上而下进入科举乡会试、学政考试的进程以及在科举场次的调整,又偏离了乾隆帝的初衷。试律诗最终定为乡会试的头场文体,与八股文并重,对清后期的选才取向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康梁组建国民党史实发覆

在清帝逊位之后,康梁放弃虚君共和的主张,以“国民党”名义重组海外党众,争取政党政治的主动性。海外各埠党众接令后反应不一,既有积极响应以符合民国肇建的政治趋势者,如澳大利亚悉尼党众,又有反应迟疑、改组不顺者,如加拿大温哥华总会。总体而言,康梁重组国民党以挽救海外党务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且在国内发展党务时仍坚持海外、海内两分的组织形式,未能有效形成统一的整体,导致各行其是,甚至梁启超回国后新组的进步党亦有侵夺海外国民党党众之势。随着革命派亦以“国民党”之名竞逐国内政权,康梁一派的“国民党”落寞退出历史舞台。     

论校注本《钦定学政全书》的文献价值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所收的校注本《钦定学政全书》,以素尔讷本为底本,实施标点和校注。《钦定学政全书》详细记载了清代学政的考试事宜,是清代科举研究绕不过去的文献,而校注本对书中的名物掌故和典章制度都作了注释,降低了文献的阅读难度,不仅最便初学,也给高明提供借鉴,必能改善清代最低层科举考试的研究现状。     

杨联陞的学术转向及论学旨趣述论

杨联陞是继伯希和之后享誉国际汉学界的学术警察,不仅亲历了20世纪汉学界从欧洲向美国的转向,而且为战后崛起的美国汉学（中国学）研究把关。有意思的是,他个人的学术之途恰与大趋势逆向,从社会科学转向中国文史之学,再转向欧洲汉学的立场,教洋人读书,以学术批评引导和纠正国际汉学研究的趋向与弊病。其论学主张“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强调解读本事与寻绎本意。这对于迫切渴望在国际学术界谋得一席之地的中国文史之学而言,不无启迪。     

晚清科举的场次与选才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有识之士呼吁扭转科举考试专重首场的习气,以二三场求取真才实学：一是要重视第二场的五经文,选拔通经致用的人才;二是变通第三场的策问,容纳刑名、时务等实用性的学问;三是整饬首场的四书文,剔除固有积弊。经过潘祖荫、张之洞等考官的积极实践,科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新风气,甚至在乡试第三场的策问中考试天文算学。甲午战后,张之洞等官员又总结科场衡文的弊端,提出调整三场文体格局和分场去取的新方案。科举新制变更了文体格局,却摒弃了分场去取的程序,背离了新方案的本意。这或许也是张之洞最终转向停罢科举的另一因素。     

辛亥广州起义与清末政情

中外各方如何认识和因应革命,是辛亥革命研究值得拓展与深化的重要问题。辛亥广州起义尽管未能实现起义目标,却在清政府、广东当局及地方社会、中外舆论多个层面引起系列反应,不仅为清政府、广东当局的政治改革"造因",而且冲击了广东新出台的税收与金融措施。尤为关键的是,中外舆论逐渐对"文明的革命"给予肯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清政府的失望,这为武昌起义后的新局面奠定了舆论基调。     

日俄战争前的路透社与清政府

路透社的电讯是近代中国认识世界情势和办理中外交涉的重要参考。自路透社业务在东亚地区开展以来，其电讯便成为中外舆论的要津，在甲午战争期间也为李鸿章办理中外交涉提供借鉴。此后，以北洋为中枢，路透社与清政府实现间接合作，甚至一度酝酿和尝试直接合作。考察这一历史进程，有助于深入探讨清政府如何认知域外各国情势的途径，以及其与欧美接轨的多层次的历史内涵。     

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风气

晚清科场考官是主宰科举考试风气的要角,突出代表者即为张之洞。同治六年,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考官,不仅注重首场文体的醇正,而且重视二、三场文体的命题和取士,极大地推动了晚清科场的古雅风气。此后,他又在湖北学政任内倡导经解之学,开办新式书院,成为晚清学风转向的关键。从同治六年至光绪初年,张之洞在出任科场考官之际,选编《江汉炳灵集》、《轩语》等科场书,在论文论学方面侧重教士而非讲学,对各类科举文体逐一指示门径,既便于初学者揣摩捷径,又能为中上之才说法,反映出晚清选才取向与科场风气互动影响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