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学与诚斋体形成的关系

杨万里是涵养于理学的诗人,理学使杨万里具有了玄远的思维空间、广阔的观察视角和乐意盎然的观物态度,这是理学对于诗人自身创作素质的培养,是杨万里得以创作出诚斋体的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理学影响了诚斋体的内涵和韵味,形成了具有乐意、生机、童心、灵动和趣味的风格特色。     

论王安石对陶渊明的接受

王安石对陶渊明的接受大致以熙宁九年（1076）退居金陵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陶渊明是作为一个外在的典范而被王安石接受的，后期王安石则与陶渊明融为一体，无论在居住环境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极力追步渊明，难分主客。学陶诗、用陶文是王安石接受陶渊明的重要方面，在遣词造句、意境营造、乃至诗歌风格等方面，王安石都对陶渊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习和取用。王安石注意对“武陵源”这一意象的接受，他在“武陵源”中获得的快乐不仅仅缘于对自然的亲近，及退居后轻松的心态，也有着对现实的憧憬与假设。     

宋初复古士人诗学思想管窥

宋初复古士人如柳开、田锡、释智圆、王禹傅等人的诗学思想普遍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他们赞赏豪健的诗风,这在他们对李白的推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也推崇杜甫,这显然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密切的关系,但杜诗在宋初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作为宋初诗歌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一,晚唐体特别受到复古士人的喜爱与接受,这与晚唐体诗人大多为方外之士、具有“古”气及“平淡”的精神气质有关。宋初复古士人的诗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独具特色,而且对北宋中后期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写作刍论

中国文学史的"新"与"旧",大致以文学观念作为区分.中国"旧"文学史以叙述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持雅文学观念,贬抑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国"新"文学史则以纯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与地位.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新的文学文献的发现紧密相关."新"文学史的写作在三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并产生了诸多代表著作,这些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史走向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这些"新"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试论苏轼的辩证诗学思想

苏轼辩证诗学思想的不同构成情况：即A然而B模式，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A而不A’模式，如豪俊而不放诞、奇而不夸、清而不寒；亦A亦B模式，如清雄、清劲、清拔等等。苏轼辩证诗学思想的出现有着哲学、文学以及现实生活等多方面的原因。苏轼辩证诗学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扬雄四大赋的文本重读——以《上林赋》为比较对象

一般认为,扬雄的大赋创作多出于对司马相如赋作的延续与模仿,而实际上扬雄大赋的内部构成要素已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它的写实性、时间性和言志艺术三个方面。正是由于这些新变,扬雄的赋作已然成为西汉大赋的尾声。扬雄是汉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在理论上为西汉大赋作了终结性批判,在他之后汉赋逐渐向言志小赋方向发展。本文在最后对扬雄得以成为汉赋发展过程中关键人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对诚斋体中"童心"的理学审视

诚斋体与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诚斋体表现出的“童心”已经不只是本真意义上的儿童之心,而且渗透着诗人的理学观照。诚斋体中的童心不但表现为儿童的童心、万物的童心,还表现为诗人的童心,三者共同建构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显示了诗人透脱的胸襟,使诚斋体成为宋代诗坛的诗歌范型。     

论比较法在北宋诗学批评中的运用

比较法是我国文学批评中一种古老的方法，它早在孔子对《诗经》的编排中就已经有所运用，此后在《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论著作中都加以运用。而对于北宋这样一个诗学批评开始走向繁盛发达的时期，比较法的运用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在诗力、诗风、诗意、诗人的比较上，还是对诗歌异同高下的比较上，都体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体现出我国诗学批评中所蕴涵的理性色彩。     

阅读与演唱价值的失衡——论辛弃疾以文为词及其案头化倾向

辛弃疾对散文句法的灵活运用,使词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创作方式,使词脱离了词体的束缚,解放了词体,然而却增加了听众听唱时的难度,降低了人们听赏词的审美感受,人们更期待在阅读中获得精神的愉悦和情绪的宣泄.同时,辛弃疾常常突破词的固有声律,以词律就词意,这也削弱了辛词在音乐方面的传播能力,使其更容易在阅读价值上被认知.辛弃疾在树立词坛典范的同时,极大地背离了词体,他的创作典型地折射着词体发展的历史方向,在词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北宋诗学批评中的“考索”

考索最初是一种研治经学的方法,然而由于《诗经》从经学向文学角色的转变,考索在这一领域的运用也就成为它在诗学领域中使用的滥觞。在宋以前,考索多用于对诗歌的注释与解说,基本不构成对诗歌的批评。到了北宋,这一方法逐渐被大量地运用在诗学批评上,以考察诗人及其才气品行、诗体的渊源演变、诗歌遣词造句的出处,以及用事的正误等方面,成为北宋诗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大为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