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邻避运动视域的中产阶层功能重新审视]——以R市的“核邻避运动”为例

国内学术界将“中产阶层”视为社会政治“稳定—缓冲”器的认知看似符合静态的中国社会结构，但就现实而言，却忽略了转型期中国政治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和过渡性。近年来，城市中产业主引发的愈演愈烈的邻避运动，更是挑战这一传统认知。基于R市“核邻避运动”的视域，我们发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在某一特定时间流下会发生转变，甚至出现了“稳定器”和“动荡器”两个相对立的社会、政治功能。而差别阶层特质、中产精英上台等内部中介机制,以及怨愤情绪生产、政府内部分歧等外部中介机制，是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演化的深层机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身份限制”和“制度限制”的二重性，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往往并不会演变为“颠覆—异化”器。     

技术路径嵌入:邻避运动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

邻避运动的治理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传统的治理思路大多是基于利益补偿的“市场路径”,或是基于公众参与的“回应路径”。通过对R市10年核电历程的调查发现:传统邻避治理路径应对风险集聚类设施引发的邻避现象时,公众的“经济理性”和“价值观念”的交织会使市场路径失去成效;而“权力惯性”与“权利抗争”的互构也会导致回应路径陷入歧途。其失效的深层逻辑在于:目标趋利化和主体单一化使传统治理路径无法有效应对预期损失较高的“风险集聚类设施”。鉴于此,提出基于目标重塑和主体重组的技术路径嵌入到传统治理机制中,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回“邻避”有效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     

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基于核风险感知的混合方法分析

在质性研究和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双因素假说”,并对这一假说进行验证。通过“扎根理论”发现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四个维度：环境亲和感、系统信任感、信息丰富性和利益趋向性。前两种属于情感因素,后两者属于情境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证实,情感、情境因素都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发现了信息丰富性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倒“U”型关系,利益趋向性对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具有决定性影响等结果。     

中国治理转型过程中社会需求回应的组织形式及其演变机制

政府组织如何回应复杂社会需求的增长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之一,也是学界关注的经典理论议题。通过对G省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在回应复杂社会需求过程中逐渐衍生出脱耦型、直控型、间质型3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从早期将社会组织编织在科层组织链条中的脱耦型组织,到以专业化运作为主、强化条线控制的直控型组织,再到通过弱化“条线控制”、强化“点块运作”的间质型组织,社会需求回应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特别是间质型组织打破了典型科层组织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以“结构缺失”促进政府科层组织与组织环境交换,降低科层组织在新的社会制度环境中所面临的组织创新风险;另一方面,组织目标和任务具有灵活性,分工的自主性也较强。由此,通过聚集大量原科层组织的人力、物质等资源,促进社会需求回应创新。研究结论表明,多重组织机制的交织构成政府应对复杂社会需求的动态调适机制,这一机制呈现出“向上趋同、近地变异”的演变特征,更能适应复杂制度环境,这些不同的组织策略与类型在不同阶段促进了政府组织的长期发展,有效回应了社会需求的发展与变化。     

中国非常态制度的形成与转换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的圭臬。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非常态制度形成和发展,亦成为中国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制度创新。“平战结合”“专常兼备”等均被视为国家进行非常态治理的宝贵制度资源,但少有研究解释这些制度的形成、转换以及背后的功能机制。基于应急管理、突发公共卫生管理的案例发现,中国针对重大风险的制度实践多起源于临时性的事项应对,并遵循了事件应急、组织嵌套再到制度嵌入的变革脉络。这一过程包含三种稳定而重复的功能机制：首先是灵活衔接机制,国家将与新风险相关的含糊不清,以及为控制风险而采取的措施转化为运营和战略;其次是风险转译机制,即将各类风险组织化来重新分配责任;最后为制度嵌入机制,将风险相关主体和资源常态化的分配职责,嵌入在常规的组织运行体系中。以上述机制为核心的非常态制度蕴含着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路径,超越了西方“风险事件回应—行政体系应对—个人风险转化”的传统范式。     

多因型抗争： 对邻避运动肇因的多维审视——以R市反核电站建设运动为例（1983—2015年）

已有的邻避运动肇因研究,一直遵循“诉权—感知—谋利”的解释框架。通过对R市邻避运动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邻避运动的产生至少包括身份特质型动因、风险机会型动因与媒介建构型动因三个维度。对比传统解释框架可以发现,无论诉权、感知还是谋利,都不是邻避运动产生的核心肇因。相反,高动员特质、较低的抗争风险、新媒介的助推更易导致抗争行为。鉴于此,“多因型抗争”的解释框架应包含身份特质、风险机会、媒介建构等三个肇因维度。相比于传统解释框架,多因型抗争对中国国情的环境抗争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差序政府信任”是形塑中国邻避多因抗争行为的深层机制。它既引发民众进行邻避抗争,也规范民众在有限范围内有序地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