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时间"——依托于丰子恺笔下的村妇考察

“社会时间”是社会史学者依据某种人物或现象的特质对其进行的特殊度量。以丰子恺笔下的村妇及其生活为案例进行历时性考察,我们发现,生活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之下的村妇为时代所驱使,孜孜求索属于自己的那份生活,而其生活的印迹则成为近代的征象。在共时性的意义上专注于村妇生活与社会环境(区域或社群)的关系,可以发现,一方面,社会环境是索解村妇生活的地图;另一方面,村妇生活为其社会环境创造了人文气息、地域特色和社群结构。在泛时性的意义上揭示村妇的性别角色特征,让我们注意到作为她们共性的自然身份,而这些共性的提炼则有助于彰显特定时空中村妇生活的特殊性所在。“社会时间”概念的引入,缘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扩展而来的思想方法的更新。     

民间传说的社会史内涵--以一个江南市镇的成长历程为依托

民间传说是构拟社群历史的另类素材.普通民众以传说为载体,肆意表达他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出迥异于精英史学的显著特色;凭借"中心点"而存在的民间传说,常常成为社群纪念物由来的说明,其间隐含着既往聚落的时空脉络,并以此建立起与社群历史之间的钩连;民间传说以"能指历史"的面目,给出人际互动的具体情境和细节,成为表达社群关系的一种形式.所有这些,需要我们通过跨学科的对话,钩隐索微,揭示民间传说的社会史内涵.     

论近代江南乡镇化

人口迁移是乡镇化的外在发展机制。从人口统计、乡镇数量和规模的变化诸方面，可以显示近代以来江南乡镇化的走势。以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考察，江南乡村现代工业的成长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构成乡镇化的主要拉力；人口压力和土地制度是乡镇化的主要推力。江南乡镇化的历程呈现了这样一些明显特征：密集的中小乡镇是乡镇化的基础；江南中观区域内部的乡镇化存在着水平差异，但没有性质的不同；外来移民是江南乡镇化的重要动力。     

地域文化史研究的人类学路径——倾向于江南的案例

人类学的独特思路可以导向地域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地域文化史应加强动态生活的呈现,毅然告别传统的脱离生活结构的习俗史,迈向生活领域;人类学的整体视野提醒人们特别关注地域社会内部各种不同类型的社群世界,向笼统的中国社会或地域社会概念提出挑战;人类学赋予社会结构中的任何劳动者以一席之地,要求地域文化观察重视作为民间文化持有者的普通百姓;人类学中习见的口头艺术形式,常常以文献与口头两种形态存留下来,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独特素材。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立足学科本位的地域文化史研究,才不至于在对他学科的借鉴中迷失自我。     

晚清大众传媒的社会导向——以《点石斋画报》中“祥异事件”为分析对象

"祥异事件"在<点石斋画报>中占据相当大的篇幅.撇开事件的历史真实性,专注于事件传播者的社会导向性,不难发现:所谓"异兆"不过是"天人感应"的民间表达方式,<点石斋画报>因势利导,意欲在民间世界构建起与精英社会相通的自然认识论,并使之成为其他社会导向的依据;<点石斋画报>着意强调"异兆"中的凶兆,视之为社会罪愆的征兆,慨叹世道之陵夷、人心之陷溺,意在影响人们的时代认识,同时又以预示性吉兆粉饰太平世相,暗示皇权存在的合理性;<点石斋画报>喋喋不休于"异兆"的因果示戒之功,力图左右世人的人格取向并使之付诸生活实践.整体暗合于"祥异事件"中的命运观表达,让人们明显感受到<点石斋画报>浓重的传统底色及其沉重的现代步履.     

生物本能与女性角色——以陈望道的女权观为中心

五四时期陈望道的女权观提供了关于生物本能与女性角色关系问题的基本思路。直至清末,传统社会制度仍维护着男子在婚姻生活中的肆虐,旁观的科学和陈旧的观念实际纵容着人类的生殖行为,中国女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依然处于"非人"境地,唯以情感和科学统驭这种生物本能的漫淫,才能使女子成长为人;传统妇道严厉束缚女性的自由交往,强求女性保持片面贞节,贱视女性除生殖之外的性行为,唯有宽恕女性的情欲,建构新的性道德,才能使女子独立于男子及其宗族;在妊娠和生殖与"活着"的取舍中,陈望道充满对女性本能的敬畏,而面对职业与女性身体等方面的矛盾,他局限于时代,未能将这种敬畏一以贯之。由上述思路出发,从生物本身以及自然和社会等不同领域观照生物本能与女性角色的关系,可以揭示生物本能所固有的差异性、给定性和蔓延性,历史地评判女性角色的扮演方式。     

社区体系与乡村发展——对近代江南乡村发展缓滞的一种解析

从社区内部体系的视角剖视近代江南乡村发展缓滞的历史症结,发现在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下,乡土工业层次低下,农业对城市工业的贡献十分有限,小农意识浓厚;近代城市在推动乡村转型的同时,也为低层次的乡土工业提供了残存空间,损蚀了乡村人才,助长了乡村恶习;传统势力群集的乡镇,市场发展畸形,封建文化深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     

近代歌谣:村妇生活的凭据——以江南为例

江南歌谣以民间-民众-乡村-妇女-地方-日常的粘着性可以成为村妇生活的凭据,但歌谣首先依循艺术理路:聚焦实际生活,着意渲染情感,凸显主要特征.对歌谣的史料学考量,一方面需要从歌谣中析出相关元素,解构原有歌谣,滤化艺术情感,抽象民众观念,进行“去艺术化”处理；另一方面,依据歌谣的内容和歌谣的存在环境及其存在方式对其进行时代性确认.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在史学与艺术的跨学科对话中进行.     

社群心态的解读--围绕1933年的浙江乡村调查而展开

1933年夏 ,数名缺乏必要的“田野工作”训练和人文心理准备的学者 ,开始了在浙江乡村的经济调查 ,以为救济和复兴乡村之张本。但乡民们对于调查并不配合 ,学者们感到莫名委屈 ,认为“农民知识幼稚 ,头脑简单” ,由此感到需要加强上下层社会的沟通。在对社群心态 ① 进行这样的“本位理解”之后 ,进入乡村的学者利用社群关系和公共空间话语 ,完成了这次调查。应该说 ,学者们的经验性探索难能可贵 ,但与学理意义上的“田野工作”颇异其趣。以此调查为个例的研究表明 ,在社会史研究范式之下 ,“社群”理应成为被重视的研究单位 ;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特质 ,迫切要求跨学科对话的充分展开。     

竹枝词之社会史意义——以江南为例

竹枝词出于古巴蜀人祭祀仪式歌,经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整饰传扬而来。这种民间歌谣,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民谣,包括长江下游的"吴音",无论是口传情状采录,还是生活访谈实录,抑或是附具的文献征考,绝大部分竹枝词有如地方史志,来源相当可靠。不难看出,竹枝词与江南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追踪竹枝词的创作动因,导入乡贤们的观念世界以及独特的民众化育方式,不难理解,竹枝词也是社会史素材,这样的素材在国家—社会框架中彰显出特殊的思想意义。在内容上,竹枝词厕身于具象社群,以平民俗众做基本记录对象,津津乐道其日常琐细,以浓郁的风土本色构成对传统史料的补充,给社会史以认识论的启迪。因此,以诗词身份出现的竹枝词,具有独特的社会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