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朝鲜的中国观

中世纪朝鲜历代王朝的"事大"对象不是中国某个国家实体,而是特定的汉民族,"北伐论"与"北学论"就是例证。然而,随着韩国进入近代化进程,其中国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一方面贬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企盼中国的强盛。其结果,朝鲜对中国的认识由"仰视"变成了"平视"。     

《“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出版学术座谈会综述

2015年1月17日,延边大学金柄珉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系李存光教授共同策划和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金柄珉、李存光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出版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出版学术座谈会由延边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与延边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     

1949年联合国损害赔偿案分析——论国际组织的暗含权力

通过对暗含权力典型运用的案例——1949年联合国损害赔偿案的分析，以及国际法院给出的论证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现今个人在一个越来越重视人权的国际环境中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日益彰显。同时，国际组织的求偿能力的问题在相关司法实践中也日渐突出。正是应用了目的解释中的暗含权力规则对《联合国宪章》进行解释，最终损害赔偿请求被最终认定，得以保障联合国及其代表的合法权益。因此，对国际组织的暗含权力的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从《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看合同的强制实际履行和宽限期内履行制度——以CISG第46条及第47条为主要依据

通过对《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中第46及47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CISG的框架体系中,第46条规定的合同强制实际履行和第47条规定的宽限期内履行合同义务的制度与救济手段中的损害赔偿相比,CISG的这两项规定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的守约方提供了更多的救济选择,使得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尽可能使合同可以按照签订当时的意愿进行履行,保证合同的有效性,减少因宣告合同无效而造成的交易成本的增加。     

论最惠国待遇条款在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

近年来由于许多双边投资(基础)条约中使用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结果导致在投资争端解决的程序方面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了授予国与受惠国之外的第三方签订的条约,即更加优惠于基础条约中所提供的待遇,并对授予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最惠国待遇条款"究竟能否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事项,笔者发现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措辞的模糊性。为此,文章深入研究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在投资争端中的适用并指出为避免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将我国置于不利地位,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对策:第一,明确将争端解决程序排除在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外;第二,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采取不溯及既往原则。     

殖民地语境下韩国现代作家的“东北”形象

“北乡”是由解放前在东北的韩国人知识分子提出的乌托邦幻想,其基础是努力在东北寻求生路的生存意志。“北乡”意识产生于以日本的殖民统治为中心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力量关系之中,于是韩国人的生存意志在日本的殖民语境中变形为一种乌托邦异国形象。     

朝鲜现代文学中的上海

朝鲜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城市有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其中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许多朝鲜青年知识分子和文人来到上海,上海在朝鲜现代文学中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城市。现从形象学的角度,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虚像与套话以及城市形象语境特点加以阐诉,通过对上海的优越性和阴暗面的描述,体现朝鲜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     

“韩流”:东亚疏通工具之一瞥

在当代东亚的韩中日三国,"韩流"、"日流"、"华风"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交叉现象,只要良好地加以利用,将有助于东亚当代文化的创新,也将有助于重建东亚共同文化。以"韩流"为代表的东亚民间文化交流,正在有效地遏制国家理性的爆发以及国民对国家理性的盲从。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儒释道思想和汉字成为共同的文化基因,尤其是汉文是东亚的共同书面语。近代以后,随着共同书面语的传统逐渐衰弱,三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才逐渐衰弱乃至断裂。现在,我们必须汇集和分享彼此的智慧,创造我们的共同语。而"韩流"在构筑"东亚共同语"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流"在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有着共同的沟通领域,我们暂且可以将"韩流"作为初步的工具。有朝一日,韩国和日本必将在改革途中相遇、相知,并且在构筑东亚和平体制的过程中,成为良好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