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

早在二十年代,胡适把罗贯中、毛宗岗全说成是“平凡的陋儒”。把“毛评”说成是“平凡的批评”。建国以来,对毛宗岗的评价,也是不公允、不科学的。“十年内乱”时期,自不必言。且看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一些出版物中的说法:“毛氏父子的修订本,又使原作中的反动观点得到了加强”。“毛纶、毛家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是为了迎合清代统治者的需要”。新版《辞海》说,毛家岗“在其修改和评语中,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增强了尊刘黜曹的正统观念(按:这就是把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与正统观念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艺术分析也本八股作法”。作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辞源·出版说明》)的新版《辞源》根本不收“毛家岗”这一条。这些书的群众性很大,影响极广。窃以为对毛宗岗及其修订工作,就有重新评价的必要。     

释“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马南邨同志博学多才,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以闪光的思想、艺术与丰富的材料知识给予读者以多方的教益。但其中个别文章也不是绝无可以置疑之处的。我认为《生命的三分之一》这篇著名文章(有的电台广播,有的刊物转载),其中对某些史料的解释显然是有不当之处的。可是,《战地增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中《30=45》一文的作者,从材料到观点都还在盲目因袭。例如他说: 《汉书·食货志》上有几句话:“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颜师古(应是服虔——笔者注)对此作了注解:“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看来,我们的古人老早就懂得科学地、合理地利用宝贵的时间。这显然是对所引用材料的上下文及其背景缺乏应有的考察,以致得出这样不恰当的结论——“古人老早就懂得科学地、合理地利用宝贵的时间”。这段史料记述的是周代井田制下公社成员夜以继日地艰辛劳动的状况。引文的上文已清楚地写着他们是在“邻长”、“里胥”的监督之下劳动的。如:“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颜注:“门侧之堂曰塾。坐于门侧者,督促劝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又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也记载了这段材料,而且记得较《汉书》更为详细。现录于下:     

《状元堂陈母教子》不是关汉卿的作品

《陈母教子》在艺术上是有可取之处的。语言生动流畅,三末陈良佐滑稽多才,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是,我们判断《陈》剧是否是关汉卿的作品,却不能取决于它艺术上的高低成败,我以为《陈》剧不是关作,有它另外的理由。 丹纳说得好:“一个艺术家的许多不同的作品都是亲属,好象一父所生的几个女儿,彼此有显著的相象之处。你们也知道每个艺术家都有他的风格,见之于他们所有的作品。”《陈母教子》和关汉卿的其他“女儿”,毫无相象之处,不仅风格不类,而且与关氏平生思想背反。:关氏是位“不屑仕进”、轻功名、重自由、狂放不羁的风流才人,浪漫艺术家,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过着“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不伏老》)的生活。他主张:“乎生肥马轻裘,何须锦带吴钩,百岁光阴转首,休闲生受,叹功名似水上浮沤。”(《女校尉》)他有一套人生哲学:“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暗吉。”“富贵哪能长富贵,日盈昃丹满亏蚀。”所以他劝人,“君莫痴,休争利!”“急流勇退寻归计,采蕨薇,洗是非,夷齐等,巢由辈。这两个谁人似得: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双调乔牌儿〕)这些从理论到行为的自我告     

论语言环境与文学批评

人们的活动,总是离不开时、空的。人们说话自然也会有个语言环境。有的话,要是离开了讲说时的具体环境,就有可能成为另外的一种意思。这里可以打个比方:你若是在去王府井的电车上,面对售票员说,“我买一个百货大楼”(买几个都行)！谁也不会感到你的话有问题,你会毫无疑异地达到你讲话的目的——得到一张去百货大楼的车票。假如离开了这个特定的环境,你要是走进了百货大楼,面对着售货员,再重复这句话:“我买一个百货大楼”！那人家就有理由怀疑你的神经不大健全。一个神经健全的人自然是不会对售货员讲这样的话的,但对售票员讲这话,那可太平常了。如果把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