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 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打破了传统传媒研究的意义透明观， 认为大众传媒是在一种特定的符码系统中运作，受众可能会采取主导、妥协甚至对抗的三种解码立场，强调通过积极解码参与对霸权意识形态编码的斗争。该理论对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充分阐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从特定的符码系统中产生，翻译是一种典型的解码和编码行为。而且，较之信息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和翻译中的改写操纵论，“编码/解码”理论在翻译研究中有着自身的理论优势。     

《远大前程》中匹普的身份认同

在身份认同理论的观照下,匹普的成长过程包含了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在此过程中,匹普经历了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同时,认同环境也对其身份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也论德里达的《什么是‘确当的’翻译？》

德里迭在1999年发表《什么是‘确当的’的翻译？》一文，有论者认为这代表着德里达翻译思想的转变。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对《什么是‘确当的’翻译？》一文的误读，文中所提到翻译标准并不是德里达所主张的。德里达认为这种翻译标准，由于其中包含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很难同时满足其“质”和“量”的要求，必须重新定义确当的翻译。德里达以“慈悲调弃剂法律”为喻来说明他所认为的确当的翻译，也即是译文进入原文、保留原文的同时，提升源文，使原文得到升华。德里迭同时也指出了鲍西娅对“慈悲”的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