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

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新青年>的分化以及南下与北上之争,是对以往所有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文化与政治"歧义论的超越与挑战.回到历史现场,原来<新青年>知识群体在喋喋不休的争论背后有一种"金字招牌"情结割舍不断.从经济学的经营理念上去探讨这样一个辉煌杂志成功的商业奥秘,揭示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双效"的运作方式,不但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对今天守望人文阵地的学者也是一种历史的昭示.     

人文音符：思想史行当的天籁之声

多年来，在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领域的问学使我常常感到既疲惫又无奈。究竟风该在哪一个方向上吹？自己追求、向往、诉诸的精神世界有常常被另一个自我严厉的拷问着，于是就形成了困惑、反思和新一轮的追问。不过。还是一如自己表达过的，自己只是想为人文精神的传承做一点应尽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工作：     

越位的人道主义:“五四”启蒙残缺性的再反思

人道主义的博爱信念曾经吸引了一大批仁人志士 ,但他们又不同程度地将这个舶来的思潮与中国传统的仁道、民本理念相比附 ,于是 2 0世纪尤其是“五四”时期便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故” :从民本主义到人道主义再到社会主义 ,我们的“事故”之所以多发 ,主要原因还在那个糊里糊涂的“爱”上。     

中国现代性的两难——以新文化元典中的世界语吊诡为例

世界语理想的滋生是在世界主义的大国思想环境下营造的.世界语寄托了《新青年》对传统政治(包括)当局的不满、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对旧文学的愤恨.语言文字的政治工具情怀使得世界语一开始就夹杂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诱因.在追求现代性的价值诉求上,《新青年》一开始是将"语言"和"文字"的剥离作为起点的.世界语的提倡在当事人看来则是文学革命的深化.将世界语作为通向大同的路径只是一种"人造的理想",是倡导者历史悲情的扩张.     

由立人而立国——论陈独秀五四文化道德思想

近代中国史,实质上是一部危机日趋加深与爱国者不断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强化,一代又一代知识者在民族危难关头采取了一系列应急的措施,不断寻求着救国的出路。在理论(“知”)上,从魏源《海国图志》提出向西方文化学习到郑观应《盛世危言》力主学习西方政治与经济的见解;从康梁宣传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变法”     

新文化元典与现代性的偏执:五四启蒙精神与"内圣外王"思维的吊诡

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载体的新文化运动紧紧围绕着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新与旧的命题展开,但这一切总是摆不开道德伦理的基线.在《新青年》同仁为新的道德伦理鸣锣开道的同时,他们又不自觉地陷入了传统伦理至上主义的泥淖.近代启蒙的宿命告诉我们,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无时不充满着吊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新青年》视为一个新型的内圣外王文本.     

旧题新作:寻觅文学史意义上的时间与存在

受到正统文学史叙事的影响,学界对当年的"文白之争"往往满足于粗疏笼统的"文言反动""白话先进"的对立判断.其实,"五四"的思想故事绝不是仅靠一家之言就能撑起的历史叙事,而需要以"群言"的方式对细节进行不断填充.《重撰"五四":在语义与场域之间》摒弃了单一历史主体的正统叙事,通过呈现"五四"场域中多元主体的思想表达与文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殖民主义文化现象研究

文章指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殖民主义文化现象的特点，分析了这一现象生成的原因，提出了消除殖民主义文化现象的对策     

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

一、心声:“一则亦喜,一则亦忧”近年来,关于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以及学科建设已经构成了学术界的一个十分显赫的议论话题。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对研究文学史学者的纷纷转向或说越位不无担心地说:“许多学者做现代文学研究,做着做着,就做到思想史方向去了。在一些大学,最热衷     

自由主义的面孔：表情的抑或表意的？

当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成为讨论的热点这些年,应该说,知识界对自由主义的素描不外乎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的分类: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①。于是,大陆学术界沿着欧陆传统的唯理主义和英美经验主义两种思想理路开始了极其夸张的梳理。固然,这个分析与论证对一度在西方自由主义面前昏头的我们还是有益的。撇开学理上曾经对卢梭、孟德斯鸠的一锅煮不说,就是对自由与民主关系不分青红皂白的瞎扯也可以说是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饶有趣味的是,正当我们沉醉于这些刚刚舶来的新出笼的资源时,那些被压抑多年、沉寂多年的资源又如日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