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研究的两个基础性问题

近百年的谶纬研究,在文献辑佚、 谶纬自身研究和谶纬与相关历史思想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诸方面,都展开了比较广泛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文献稀少散乱和相关知识背景比较陌生的原因,谶纬研究的很多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精准、 明晰.其中最为基本和急迫的,是相互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基本的原典文献(谶纬佚文)需要重新精确地辑校;谶纬本身的性征需要更加明晰的界定.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     

儒家诗、乐观念异同论

诗、乐如形影不离,是早期歌诗的基本特征。缘乎此,学界往往认为,儒家的诗、乐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这种认识本身既不准确,也由此导致了对后代相关文学观念理解的偏颇。儒家把教化看作文学艺术的终极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对诗、乐的观念固然相同;但是儒家对诗、乐的各自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诗、乐的具体要求,却不完全相同。概而言之,乐具有与礼同等崇高的正统教化地位,而诗的地位则不在同一层次。因此,乐必须雅正,而诗则可以姿彩丰富。     

也谈荀子的人性论

周炽成博士“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一文（载《光明日报》2007年3f120日第11版。以下简称周文），提出两个相互联系的新见：第一，推断《性恶》篇非荀子所作；第二，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庄子》解释史上的差异现象及其根源

《庄子》解释史上存在着很大的解释差异现象。本文选取魏郭象《庄子注》、唐成玄英《庄子疏》、宋林希逸《庄子口义》和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为代表，指出他们的解《庄》思想有分属玄学、道佛、理学和心学的不同。并且认为，视界融合，即多义的文本（过去的视界）同具有特定的先在认知结构的解释者（解释者的视界）之间思想的相对和互融，是形成解释差异的根源和本质所在。     

东汉文学思想史的几个理论问题

东汉二百年间的文学思想的发展,走过了由政教附庸到独立自足的艰难历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新旧文学思想交错推衍,纠结前行,到东汉后期,文学终于坚定地走向了它自身。东汉文学发展史中的几个趋新的文学现象——理论阐述的文学思想与同时期文学创作倾向不完全同步,谶纬思潮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文学创作中越来越重视个人情志的抒发,以及逞才游艺的文学创作倾向,尤具重要的文学思想史意义。它们不仅是东汉文学思想史的重要理论内涵,也对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史具有理论启示意义。     

董仲舒“《诗》无达诂”与“中和之美”说探本

董仲舒的经学思想涉及到某些文艺问题,其中有创见或新意者,是他的“《诗》无达诂”说和“中和之美”说.“《诗》无达诂”严格说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而是“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见其指者,不任其辞”的经典解读方法.它对于文学思想的价值,是给文学阅读活动提供了认识上的重要启发.“中和之美”说对先秦儒家的“中和”思想作出了新的解释,董子把它纳入到顺天法地、天人相应的思想体系中,由天地具有“中和之美”而落实为人的修心养性功夫.因此,“中和之美”说也并不是本色的文学思想.但是,由于它涉及到了人的情感,认为怒、喜、忧、惧皆宜“反中”,就包含了人的情感应当如何表现的问题,从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学思想的意义.     

社会历史与文学观念的中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

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角度看,士人心态介于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与文学思想本体之间,对文学思想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文学思想史关注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研究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并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揭示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对文学思想面貌的描述就更准确、更深入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