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采地考补证

关于召公采地的位置,李学勤先生在《青铜器与周原遗址》一文中曾有专论,认为在今岐山西南的刘家原一带,其论据,一是文献有关召公采地的记载,一是距文献所谓召公采地召享村不远的刘家原曾出土召公玉刀。如果召公采地的大致位置可以推定,对于在实际考古工作中寻找召公的遗存,遗物将具有指导意义。因为迄今在田野考古中还没有发现西周诸王及大贵族的陵墓,而一旦有所发现,其意义将不言而喻。近日翻检书刊,略有心得,可补证李先生立论,故从考古学与青铜器方面阐发一二。     

皿屖方座簋和皿天全方罍

本文旨在对陕西陇县出土的皿屖方座簋、旬邑出土的皿戟与湖南桃源出土的皿天全方罍做比较研究,认为它们是一个家族的器物.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论证皿天全方罍的年代未必如以往所认为的在商代晚期,很有可能已进入西周初年,并在此时从陕西来到湖南.皿方罍出土在湖南有两种可能:一是随分封到湖南的诸侯来到湖南,一是随南征将领来到湖南.说明在西周早期,处在陕西关中的周王室与湖南的国族就有密切的往来.     

逨盘与西周王年

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逨盘,其铭文记载周文王至宣王的世次以及相对应的单逨家族的世次,将其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估算出西周总积年和诸王在位时间的长短,于西周王年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西周南淮夷称名与军事考

南淮夷之称,仅见于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由《生盨》、《敔簋》、《虢仲盨》《禹鼎》、《兮甲盘》、《驹父盨盖》等器铭可知,南淮夷军事实力强盛,作为周王朝的一支劲敌,多次侵入内地,打到今陕西商县一带,震动朝野。基于这一点,凡欲研究西周晚期历史,特别是军事史,周边民族关系史,无不注目于南淮夷。本文拟运用青铜器铭文,整理排列,对照文献,从南淮夷与东夷、淮夷、南夷的复杂关系中探求南淮夷的来龙去脉及其军事地位和作用。     

宝鸡出土周初青铜器的历史地位?

西周初期宝鸡地区的青铜器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从器形特点而言,青铜禁、方座簋、四耳簋、编钟、剑都是宝鸡青铜器群中颇具特色的器物;从纹饰而言,向外飞射的棱角、尖刺乳钉纹、蜗纹是宝鸡出土青铜器的独特装饰风格;从器形组合而言,鼎、簋组合,觚、爵、斝减少,铭尊、卣组合的出现是宝鸡出土周初的青铜器的特点。宝鸡出土青铜器之所以出现以上特征,是由于其受到多种文化影响。从宝鸡出土族徽铜器可发现商周大部族国,与远方部族国、高度发达青铜文化之间的多层次、多方位交流。     

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

東字,甲骨文、金文中常见,有诸形。《说文》曰:“東,从日在木中。”“从日在木中”固然可鲜为日東繁升于林中,然又何尝不可鲜为日西于林中呢?况且、二形也与“从日在木中”并不相干,许说谬矣。故近世学者认识到:東字,与西、南、北诸字一样,虽用指方向,但字形本身并不显示方位,借音而已。那么,它的初义是什么呢?在甲骨文中,“東”或用指地名,如:“于東三小”(粹编·四六三),“東受年”(同上·九o三);或用指方向,如:“自東西北逐(水口)麋,亡。”     

西周周王铜器论列

目前已出土的西周时期周王为宗庙、祖先及其他人所作铜器大致有19件,从它们的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的特点,可推测出陕西岐山周王庙西周贵族墓葬群的发现,将对西周铜器的组合形成与分期断代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并揭示西周社会历史的诸多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