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它指涉着“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在考察这一问题的实质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阐明历史上解决这一问题的诸方案之得失,并简略地阐述解答此问题的初步设想。     

公民的公德建设之于法信仰的意义分析

公民法信仰的形成受制因素很多,但公民公德建设对于法信仰的形成具有根本意义.法律与道德具有内在的价值统一性,法律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目的,必须获得道德支持.我国虽然有德教至上的历史,但缺少公德形成的传统,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成熟的公共生活领域.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倡导人格平等公民意识,通过道德自律和制度约束提高公民公德意识,从而促进法信仰的最终形成,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叫魂"背后的思考:精神控制的危机与应对——从《叫魂》看清政府的社会控制

孔飞力先生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不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某种习俗(或称之为"迷信")的著作,它带来的思考很多。其中就有清政府的社会控制问题,尤其是遇到大事要事时清政府的官僚系统的应变和最高统治者的认识思路,都是围绕社会控制的角度去运行,只可惜的是他们对叫魂认识的错误升级,却带来社会的更大动荡。作为政府对于有可能影响正常秩序的任何行为有高度的警惕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采取"堵而不疏"的简单方式不能解决好社会的有效控制。     

教育惩戒权的起因与属性分析

教育惩戒权是教师惩戒违反学校学习生活规范的学生的权力,它产生的人性动因是惩恶扬善;它不断得到发展的制度背景是“官师合一”;它的社会心理认同是私权公权化,是家长“教令权”想当然转让为教师惩戒权。从法理上讲,教育惩戒权应当属于委托性权力,应从法律上予以规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中的分配公正

收入分配差距已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是分配不公。分配不公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相容的。我们应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正视收入分配差距,理性地看待社会公正,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消除分配不公,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分配与制约:劳动教养权力的法理思考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能够剥夺人身自由的制度,而且是可以不经过法院的审判就令人丧失自由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突出特征是劳动教养权力的过分集中,主要表现在立法权被滥用、行政权过分扩张、司法权被挤占、监督权软弱.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思路是改变权力独占的格局,将权力重新分配,形成制约关系.     

法律功利性导向的法信仰价值取向

功利作为一种道德评价并不必然具有贬义.人们对于法律学习具有一定功利性.从古到今,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人的行为选择都有功利性的痕迹.积极利用人们学习法律的功利性.从法律满足人们对规则、利益、人性等功利性目标的角度,理解法律价值,推动法信仰的逐步树立.     

家教语境下的法信仰障碍分析——从规则意识的培养谈起

法律信仰的形成是主体对法律不断认识、理解、实践的自主选择过程。从这个道理讲,主体对法律的接触最初是从一定规则甚至是从某种习俗、习惯开始的,随着认知、接受而逐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基于这种认识,家庭教育中规则意识的培养为法律信仰的形成奠定了导向性的基础,但是,家庭教育中的失范性行为,对子女的法信仰的养成带来障碍,也终将不利于子女法信仰的树立。     

弱者的“强势”——政府维稳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关系论

社会稳定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任何政府必须面对而又必须加以调控的问题。而令人惊诧的是,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引起社会"震荡"的人群之一却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社会群体中较为脆弱的群体,处于社会结构中的薄弱地带,当压力负荷累积到相当程度,社会风险将首先从这一最脆弱的群体身上爆发。弱势群体的保障残缺必将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政府的保障责任应当首当其冲,如此才能有效化解潜在风险。     

50年代中后期中国法制建设滑坡成因透析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 ,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基础性成就 ,但 5 0年代后期我国的法制建设日趋滑坡。本文从多个视角和层面分析了其滑坡的原因 ,并从反思历史的角度总结了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这对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