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的儒教观及其宗教思想史意义

任老的儒教观包含几个基本观点:儒学是学,儒教是教;儒学宗教化,形成儒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儒学宗教化有其自身思想神学性的原因;儒教要批判,但历史上的儒教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基,不能简单否定了事.这些都对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有启示意义.     

论学术批评

中国学术现代化,呼唤学术批评的繁荣.创造性学术批评,有赖于健全的学术批评观."学术"是中国传统语词,含哲学、科学意义在内;"批评"是来自日文的外来词.阐明并丰富"学术批评"一词的意义,是本文任务之一.从中西学术历史看,学术批评是学术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一环节.它和学术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学术批评的进步,集中体现为学术批评方法的进步,而学术批评方法的进步,正是学术发展的标志;学术批评是学者们在真理面前进行的理性对话,批评的结果,学者之间没有输赢,真理才是唯一的胜利者;从实质看,学术批评是以真理为标准进行的自我批评.真正的学术批评,是民主的、科学的批评,是具体的、历史的客观批评,是责任感和理性、革命性和建设性、独创性和真理性有机结合的批评,是融理论性和实践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于一体的批评,是科学批评、历史批评、哲学批评的有机统一体.     

曹南冥与李退溪

在韩国儒学史上,曹南冥和李退溪都是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有异有同。曹南冥一生隐居不仕,李退溪则官运亨通;曹南冥为学注重道德实践,李退溪则重视学术认知;曹南冥强调“为己之学”,李退溪则尊重学统的延续。生平志业、学术传承和对理学之后入学发展方向的不同理解,是二人学术思想分歧的根本原因。以此为基础,关于社会风俗败坏的根源、儒家修养中独善的严与放、兼善的急与缓、隐居不仕、韩国理学史人物评价等,二人都有或明确或含蓄的争论。在为人、为学方面,李退溪由于受奸人拨弄,对曹南冥有严重误解。总之,曹南冥与李退溪两人学术思想的分歧,乃是理想主义（曹南冥）与现实主义（李退溪）的思想冲突,这种性质的冲突有普遍性。     

同情的了解:现代中国的诠释方法

“同情的了解”,是包含了主体性在内的态度和方法 ,可用于诠释文化、欣赏艺术、体验人生以至认识自然、社会。经过现代学者的发挥 ,这一方法 ,又含蓄地浑融地包容了辩证逻辑、先验逻辑、形式逻辑的精神 ,在中国现代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领域获得广泛的运用 ,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绩。可以预测 ,“同情的了解”,不论是作为态度还是作为方法 ,在 2 1世纪的人文科学特别是其中的诠释性学科中 ,还有一定的生命力     

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方法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提倡和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建立哲学体系,研究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是代表人物。他所提倡和运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分析方法呢?其实,他所提倡运用的并不是纯粹逻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而主要是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的思维方式,这就限制了他逻辑分析方法的普遍性意义。     

孔子的人性论

学人论孔子人性思想,多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作为代表。其实,根据孔子实质的人性论,他的人性思想远比这丰富、深刻而系统。孔子将人纳入理性考察范围,结合文明史情况,将观察他人、反思自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现人性的主要内涵是以“仁”、“礼”等为中心的德性,性近习远的现实人性被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而变化,从而确立其在人性内涵中的真正地位;他认定、推重的人性是人性中善的内涵,要求人们通过学习、克己等修养,化不良的现实人性为善的人性。所以,孔子的人性论是倾向于人性善说的;这成为后儒所谓“孔孟之道”的人性论基础。孔子的人性论,还存在着可以和马克思人性论相沟通的内容,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代表,为人类普世价值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论张载的"中道"观

中道观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学者如朱熹、王夫之等已经注意到张载的中道观.在张载的中道观中,"太虚即气""德合阴阳"说是本体论基础,"参和"说是核心内容,中道修养则要求"两端并进"以"尽性成性","德性所知"是中道认识的核心.在天人合一、体用合一、知行合一等方面,张载中道观均可给后人以方法论启迪.     

儒家生态思想

针对如何认识和处理人这一生命体和周围环境关系、建立合理的生态系统的问题,对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儒家生态思想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儒家生态思想是一个体系,其中精神生态、个人生态、社会历史生态、自然生态是四大要素,而以精神生态为核心;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生态文明的建设,不能离开人而谈天,也不能离开天而言人。分析还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应以每个社会成员的人性修养为基础;在人性修养中,爱物、格物、厚德载物、役物,知天、敬畏天和乐天、制天命构成儒家生态修养的主要内容。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历史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它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认同。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历史基础,从外来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等进行分析,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认同中华民族,反对分裂祖国,反对撕裂族群文化。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中国史是这种意识的历史基础。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人性意识的民族化表现,是民族意识的成长和升华,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中华民族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历史上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各种民族主义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紧密相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种意识里,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都应和其他民族友好相处,团结合作,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