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北宋绘画与词

唐五代北宋时期绘画与词的关系,从词人与绘画关系看,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词人未必能画,但收藏、鉴赏、品藻过绘画,二是词人能画。词人兼画家身份的鉴定,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一批画家或词人。从词与画的结合看,有以词意入画和题词于画两方面,后者即题画词。唐五代北宋题画词,范围较广,可概括为题写人物画、山水风景画、竹梅图三类。题画词的认定,对理解词意大有益处。题画词不仅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而且使词家能"换位"思考,从而为抒情写物、驰骋才情开辟出崭新的艺术境界。绘画对词的深层影响,体现在词家借鉴绘画的白描、钩勒、大斧皴、点染、着色、取景、构图等手法技艺,以刻画人物、描写景致、创设意境、抒发情感。     

黄庭坚艳情词的佛禅观照

黄庭坚出于佛禅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有意创制艳情词.这首先与他的佛学经历、佛学修为,禅宗特别是黄龙派的刚猛禅风有关;其次,与佛禅的女性态度,以及黄庭坚本人所受到的佛禅无差别对待"中道观"的思想有关;再次,与他的词学现有关,他所秉持的词学观,也深受佛禅思想影响.南宋陈善、朱熹等人,对黄庭坚创作艳情词的良苦用心和慈悲用意,做了充分肯定.     

大晟词派质疑

所谓的“大晟词派”,所追求的很难说就是“典雅”的风格;它也不能称为“格律”词派;周邦彦不能算作“大晟词派”的领袖。文章最后对“大晟词派”这一提法的合理性、必要性表示怀疑。     

从纸上到石上:墓志铭的生产过程

墓志铭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它有纸上和石上两个文本.纸上墓志铭并不完整,留有不少空格,且信息量有缺有失,有待上石填写.在从纸上进入石上的过程中,志主及其先世名讳得到填写,其先世事迹被完善,志主本人事迹得到增补修正,其年岁生卒、后嗣及卒后安葬情况得到具体交代,最终完成墓志铭的文本生产.但同时,一些事迹被掩盖遮蔽,撰写者的评价遭到篡改,并因石材及书手等主观因素造成一些改变.墓志铭畸形的商品化,包括墓志铭撰写的模式化,职业墓志撰稿人的出现及墓志铭的产业化、商品化使得"谀墓文"大量出现,而一些撰写者不得不接受墓志铭丧家被篡改的事实.考察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生产过程,首先在于强调墓志铭有两个版本,其次在于加强人们对石上墓志铭的认识,三是突出墓志铭的商品化,加深人们对石上墓志铭文体独特性的认识,四是分清撰写者与丧家各自在墓志铭完成过程中的贡献和各自的责任.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改变,不足以否定墓志铭的价值.     

结构完密 方法新颖——评《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

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就词学领域而言,出版的学术成果业已不少。陈水云等著《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就是其中一部优秀的著作。作者之所以选择传播与接受作为词的研究视角,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试图打破文献、创作、理论相隔离的做法,想通过传播与接受的视角将三者的研究相打通,二是试图改变词史上先后代序的研究思路,将唐宋词与明清词放在同一个研究平台上进行综合考察,做到古今贯     

《花间集序》:一篇被深度误解的词论

在<花间集序>中,欧阳炯第一次勾勒出可歌之"词"发展的大致线索,并明确提出了"清"、"清绝"的审美标准.但是,长期以来,他的词史线索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他的词学观点却遭到完全相反的理解他所反对的,变成了他所赞成的.造成这种深度误解的原因,约有四端受<花间集>词的连累;受他所采用的骈体文的影响;受他的词作的影响;受<玉台新咏>及<玉台新咏序>的影响.     

试论王昶词论对浙派的发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词话》为论

稿本《西崦山人词话》是浙派重要作家王昶未竟的词话,它集中反映了王昶的词学观和词学批评活动,其中有明确的绍述朱彝尊词学思想的意识,是对浙派传统词学观的继承,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王昶词论对朱彝尊、厉鹗等人的突破和发展。首先是对雅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其次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可,再次是对寄托说的突破,以及既重视音律,又不以严守格律匡衡所有词人。     

本体、文体与主体：黄庭坚的词学理论

本体论、文体论、主体论构成黄庭坚的词学理论。在词之根本上,黄庭坚提出词为“诗之流”的词学观,认为词是诗歌的分支、流衍,本质上与诗歌一致;在词的体式上,持长短句说,即词的句式长短不齐,而非近体格律诗的齐言句;在词与音乐的关系上,黄庭坚认为词是合乐可歌的。黄庭坚的词体论,表现为诗赋之间的文体定位、“道人意中事”的抒情性、以“清丽”为词美之标准、“体物浏亮”的形象描写。黄庭坚的词学主体论,包含三个层面：读书深思,有自己独立见解,不取媚于世;人格高逸脱俗,不依傍权贵求取功名富贵;有超凡的文学表现能力和独立的文学标准,不受世俗左右。与苏轼、秦观、陈师道、李之仪较为单线式相对明晰的词学思想、词学观相比,黄庭坚是北宋时期词论最丰富、词学观最复杂,也是最具时代性的一位词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