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研究——基于历史、现实与规范的多维考察

当前,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的主要讨论议题。然而,现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体系中并没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清晰界定,“自我认定”的方式正遭受一些国家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密切相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体系中涵盖的155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尽管多数为“最佳努力条款”。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兼具身份和契约的双重属性,部分发达国家迫使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本质上旨在继续维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虽然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强起来”的第三阶段,但仍须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动摇。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并不等于将获得发达国家的自动接纳,相反,还会影响到在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扮演,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当然,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并不等于需要和其他发展中成员享受完全一致的差别待遇,在后续谈判中,中国可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国际治理中,中国也将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解决方案,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规制研究

新一代服务贸易毫无疑问已经插上互联网这双"隐形的翅膀"。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服务业演化出新的模式,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和互联网医疗等,服务贸易提供不再限于投资形式的"商业存在"模式,"跨境提供"则日显重要。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服务业市场无疑充满期待,其能否介入的关键在于中国对此的市场准入承诺。更为重要的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准入转向与"法不禁止则自由"的权利倡导,将给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带来巨大挑战。在规制中需要平衡自由贸易与国家安全、消费者利益保护等诸多价值,寻找市场准入开放与国内规制监管的"黄金分割点"注定是艰难的,其中可能存在违规风险,为此有必要关注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规制之道。     

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与中国法治化实践

当前,中国已明确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进入数字化时代,世界银行开创性地将“数字技术指数”设置为《宜商环境报告》跨领域评价指标,将数字立法融入各一级指标测评。这些动向表明,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法治化水平已成为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的重点评价环节。尽管中国数字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成果丰硕,但是在对标以宜商环境数字指数、数字营商指数等为代表的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指标上仍有不足,尚需提升数据治理法治化、平台治理法治化、数字市场监管法治化和立法数字化能力。为此,中国应以完善数据治理规则为核心,加快数据治理法治化进程;以数字平台融合建设为重点,提升平台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以激发数字市场竞争活力为要义,推动监管数字化转型;以建立数字法治体系为目标,加快数字立法进程,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贸易例外规则的类型、演进及中国实践

数字贸易例外规则是数字贸易领域中寻求贸易自由与国家规制动态平衡的集中体现,大多散见于各双边、区域贸易协定及数字经济协定。这些数字贸易例外规则普遍参考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例外规则的设置模式、规范表达与功能定位,但在类型和规范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区域贸易协定规定的数字贸易例外规则适用情形及认定,存在扩张趋向。目前中国已缔结条约的数字贸易例外规则,与《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新规则中的同类条款相比存在差距。中国应妥善应对区域和全球性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更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工作计划”,充分利用例外规则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的空间,推进数字领域制度型开放创新,推动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     

多边服务贸易规则的重构及其应对

为保持服务贸易优势, 某些WTO成员正在着力推进国际服务贸易新规则的谈判。新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在承诺模式、框架设计和具体内容等方面与现有服务贸易规则(GATS)存在差异, 将对全球服务贸易格局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产生影响。中国已声明加入TISA谈判, 但面临内外部阻力和障碍, 如现有FTA谈判模式与TISA谈判存在差异、国内服务业竞争力不足以及主要成员对中国加入谈判的态度模糊等。中国加入TISA谈判存在可能性, 欧盟等成员的支持、新一轮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构建以及自贸区战略的实施推广等, 都将为中国加入谈判提供有利条件。中国应该探讨各种可能途径, 积极参与多边服务贸易规则重构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中荷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中荷两国都是农业大国,但发展水平却存有较大差距。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中荷两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就法律层面而言,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的经验,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服务贸易新边疆: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规制研究

新一代服务贸易毫无疑问已经插上互联网这双"隐形的翅膀"。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服务业演化出新的模式,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和互联网医疗等,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不再限于"商业存在","跨境提供"日显重要。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服务贸易市场无疑充满期待,能否介入的关键在于中国对此的市场准入承诺。更为重要的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准入转向与"法不禁止则自由"的权利倡导,将给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带来巨大挑战。在规制中需要平衡自由贸易与国家安全、消费者利益保护等诸多价值,寻找市场准入开放与国内规制监管的"黄金分割点"注定是艰难的,其中可能存在违规风险,为此有必要关注互联网环境下的规制之道。